马海云：警惕新疆基层社会的团练化

　　据国际媒体报道，新疆和田地区洛浦县洛浦镇的一个检查站，分别于5月11日晚9点和5月12日早8点（当地时间），连续两次遭到自杀性炸弹袭击。到目前为止，两次攻击共造成6名人员死亡（3名攻击者和3名警察）以及多人受伤。据悉，3名袭击者是年龄在18岁到20岁之间的当地居民。这一连续攻击检查站的暴力行为，引发了人们对新疆检查站的好奇和关注，遭到袭击的“检查站”，在新疆究竟是什么单位？了解检查站的检查范围、检查方式、检查人员的构成等一系列细枝末节，对于理解新疆民族关系和地区稳定有重大干系。

　　新疆的检查站由来已久、种类繁多。笔者十多年前在南疆调查时，就已见识了设置在路边的检查站，或通俗地称为路卡。尤其从喀什到且末途中，笔者乘坐的客车至少经历了好几次路卡检查。不过，当时主要检查的是乘客的身份证。那些由简易帐篷、警车、栅栏和各种维稳标语构成的路卡，每每拦住客车检查。客车停下之后，窜上几个胳膊上戴着红袖章的愣头青（大多数是汉族），一看就是些编制外或临时工之类的人员。他们全然没有一点执法文明的态度和方式，声色严厉地命令乘客拿出身份证、摘掉墨镜，以便和身份证核对。

　　后来笔者在北疆做田野调查时，也同样碰到很多挂着“维护稳定”等标语口号的路卡或检查站。但有趣的是，那时北疆的很多路卡都不拦客车。几番探究之后才明白个中缘由，原来这些路卡是兵团设置的。为了给兵团企业或兵团许可企业垄断当地农作物供应，就设立了路卡来堵截那些承包了兵团土地，却想把收成运出兵团管辖范围，从而卖出高价的运货车。原来北疆的路卡尽管经常挂着“维护稳定”的羊头，卖的却是垄断当地经济作物的狗肉。

　　当前南疆的路卡或检查站的功能，很显然不仅仅是查看身份证那么单一。就此次遭受攻击的路卡或检查站而言，据报道其主要任务是排查戴头巾、蓄长胡的“宗教极端分子”（“宗教极端分子”居然也能被路卡排查出来！）。根据报道分析，这次袭击可能是对排查戴头巾、留大胡子的不满和报复。路卡或检查站的遍布和其所遭受的连续攻击表明，南疆基层社会以及族群冲突，已经陷入某种团练化模式。这种团练化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的基层编制外闲杂人员或临时工，夹杂在少数的警察或军队一道（民兵或者所谓的“临时工”）当中，行使国家正规政府部门的职权，如此类事件中的排查戴头巾、蓄长胡的宗教极端份子。

　　近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团练化所造成的灾难有史可鉴。以陕西和云南为例，其基层社会在19世纪下半叶，特殊的政治环境之下的团练化，直接点燃了的陕西、云南回民大起义。在太平军和捻军进逼陕西之际，满清政府不得不启用地方汉人（如张芾）组建团练，协助朝廷维稳护防。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以张芾为首的汉人团练实际上在地方上行使国家权力。云南的情景也大致如此。来自四川和湖南的大量汉人移民纷纷组建乡团，和当地官员勾结，以暴力手段霸占回民经营好几个世纪的马帮商业和利润颇丰的矿业。在杜文秀等回民领袖进京请愿无果的情况下，果断武力自保。这样，由这些亦官亦民的基层团练，趁着中国中央政府瘫痪的情况下，以国家的名义实行公开的打砸抢，最终酿成历时十多年、横跨多省区、造成2000多万人口损失的历史性悲剧。

　　同样，在当下中国“反恐”特殊政治环境下，大量非专业、非编制内的闲杂人员，和少数的国家执法人员，在“反恐”的场景下，共同以国家名义，在诸如和田这样的偏远地区，进行任意和粗鲁的“检查”执法。尤其是当所谓检查的排查对象是妇女的衣着、男人的毛发等极其敏感、极其隐私的身体部位时，其所引发的基层社会的冲突频率和程度可想而知。新疆本来就因其特殊的政治、地理、历史背景，而存在“新疆建设兵团”这样的团练组织；再加上近年来路卡或检查站之类单元的增多和普及，直接加深了新疆基层社会的团练化程度。而团练化的加深，反过来又将团练个人或团体局部利益，同国家政体利益混淆捆绑，甚至本末倒置（如检查站临时工的就业、转正、“反恐”奖金等）。从某种程度上说，基层社会的团练化程度，和族群暴力频度相辅相成，恶性循环。

　　新疆基层的团练化，将中国政府在新疆的维稳努力陷入南辕北辙境地：即一方面大规模依靠这些团练来追捕屈指可数的恐怖分子（回想一下前些日子数十万人围捕十几个恐怖分子的报道。试问一下中国正规军队和专业警察何在？），而另一方面这些亦官亦民、亦军亦民、亦阴亦阳的“二胰子”性质的团练，携国家以令基层，直接引发大规模的基层群众冲突，最终将国家拖入更加血腥、更加残暴的民族和宗教冲突当中。所以维护新疆的长治久安，一个必须直面和解决的问题是，在新疆谁代表中国政府？是中国的正规政府部门、军队，还是这些由路卡和检查站为代表的“二胰子”单元？

　　作者是美国霜堡大学历史系教授，主攻中国伊斯兰教文化和穆斯林民族以及中国－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