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考古与馆藏猴文物呈现着怎样的历史变迁
朝阳唐蔡须达墓出土塑猴陶骆驼。
1.本溪庙后山旧石器洞穴出土硕猕猴牙齿化石。
2.辽阳棒台子一号墓后小室庖厨图（局部）。
3.丹东东港后洼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陶猴。
4.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唐代陶猴。
5.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唐代奏乐陶猴。
6.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唐代丰臀陶猴。
7.朝阳辽耿延毅墓出土塑猴鸡冠壶。
8.法库秋皮沟辽墓出土绿釉鸡冠壶。
刘俊勇
旧石器时代：猴是先民们的食物来源之一
2014年8月至10月，大连自然博物馆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组成的骆驼山古动物化石抢救性清理小组，多次对大连复州湾骆驼山化石点进行了集中的抢救性清理。据对发掘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分析，其时代为中更新世，距今50万年至30万年，典型化石中就有硕猕猴。
无独有偶，在本溪庙后山洞穴遗址发现有6枚硕猕猴臼齿化石，在营口金牛山也发现有硕猕猴化石。前者距今40万年至14万年，后者距今约28万年。
猕猴属是我国南方常见的化石，此前的发现是最北分布到北京周口店。本溪庙后山、营口金牛山、大连骆驼山硕猕猴化石的发现，将硕猕猴的地理分布扩大到了北纬41°地区。辽宁上述3个地点出土的硕猕猴化石无论是个体的大小还是形态结构，都与北京周口店第1地点的硕猕猴化石基本一致。硕猕猴是旧石器时代先民的食物来源之一。由于它不似虎豹狼豺等那么凶猛，相对易于捕获，因而成为先民们的食物来源之一。硕猕猴属亚热带和暖温带特色的动物群，其化石本身说明数十万年前包括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地区的气候条件是温暖湿润的。
新石器时代：猴陶塑具有巫术寓意
可能是巫觋送鬼驱邪或者求生育巫术的产物
1983年至1984年，辽宁省博物馆对丹东东沟（今东港市）后洼遗址进行了发掘。下层出土有石雕刻品25件，包括人像、猪、虎头饰、鸟形饰、鹰形坠饰、鱼形坠饰、蝉形坠饰、虫形坠饰；陶塑品8件，包括人头、猪头和其他动物。上层出土石雕刻品3件，有人头、鸟头、鱼形坠饰；陶塑品8件，有陶人像、猪头等。后洼遗址出土的上述雕塑品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和巫术特色。据14c测定，后洼下层年代在距今6000年前，上层年代在距今5000年前。
后洼遗址上层出土的一件陶塑，正面为猴像，其前额突出，面部内凹，杏核吊眼，有清晰的眼眶，嘴呈半月形凹窝，下颌处刻有几条短线表示胡须，面颊刻对称的两条长斜线，头顶刻三周平行线，分别表示面部和头部褶皱，可以看做是一件写实作品。背面为人头像，极其简略，仅以指甲刻出眼睛和嘴，而眼睛还不对称，一上一下，一斜一平，嘴也是斜的，面颊各刻有一条短线，似表示耳朵或伤痕。陶塑顶部与下部有贯通的圆孔。
在新石器时代，人形偶像的性质基本上是祖先神和巫术手段。一般说来，远古神像无论是地母、女神，还是祖先神，都个体较大、形象庄重，通常有固定的供奉位置。后洼遗址的雕塑人像形体较小，像前面所举的猴和人两面塑像高仅4.3厘米，还有贯通的圆孔，显然不是供奉在固定位置的祖先偶像，而是巫术手段。所谓巫术是指幻想以特定的言行去影响或控制客观对象，以达到某种目的。根据民族志方面的资料具体分析，这件猴和人两面塑像极有可能是巫觋送鬼驱邪，或者求生育巫术的产物。
汉魏：猴成为公孙氏豪门贵族口中之食
猴被悬挂在铁钩上正在做最后的挣扎
辽阳汉魏壁画墓群中的壁画，为人们了解汉魏社会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棒台子一号壁画墓是一座由淡青色页岩大石板支筑的多室墓，墓主人身份当为二千石，当属于公孙氏豪门贵族。其后小室的三壁绘有庖厨图。画面中可见双釜长方灶、庑殿式木橱、叠置四足方案、三足圆案等各种器物。横枋铁钩上分别悬挂着扁壶，兽头、鹅、野鸡、双鸟、兔、动物心肺、猪仔、鲜鱼等。可怜的猴也被悬挂在铁钩上，正在做最后的挣扎。另有22人在榨汁、洗涮、烤肉和脱鸡毛、持刀解兽、擒牛束猪等屠宰画面。棒台子一号壁画墓其他各室还分别绘有墓主人宴饮图、杂技图、车骑出行图、宅第图等，人物多达173人。
当猴子在丝绸之路上随着商人在沙漠奔走之时，在辽东公孙氏割据的襄平（今辽阳）猴子却成了那些豪门贵族的口中之食。
唐代：猴是丝绸之路上的宠物
既可帮助主人眺望远处又可带来欢乐
朝阳唐蔡须达墓中出土两件形制相同的陶骆驼，皆作昂首站立状，驼峰两侧附有托板，上置捆缚的装满货物的驼袋，并挂有雉、兔和背壶等，驼袋顶端端坐一只正在眺望的猴子。这两件塑有猴子的骆驼，正是丝绸之路上商旅往来的真实写照。之所以在浩瀚的沙漠行走时带上猴子，除了猴子有吉祥富贵之意外，还因猴子机敏，食量很小且能够自己寻找食物，既可帮助主人眺望远处，又可带来欢乐，故而成为丝绸之路上商人的宠物。
旅顺博物馆还藏有一批新疆出土的唐代猴陶塑。这批猴陶塑最大者高不过5厘米，小者不足1厘米，或模制，或手捏，个个形态逼真，栩栩如生，无不充满了灵气。那头部微微右倾，吻部前突，瞪着一双炯炯有神大眼的猴，细部处理极为巧妙，鼻、口以刀削简单处理，面部刺有许多凹点，给人一种毛茸茸的可爱感觉，仅存的左耳耸起，平添了几分警觉，是一件形神兼备的艺术佳作。双猴奏乐陶塑虽高不足2厘米，但做工极为精细，二猴并排跽坐，其中一只猴臂搭在另一只猴肩上，一副亲昵的样子。一猴似作吹笛状，另一猴双手持筚篥（古代西域龟兹创造的一种吹奏乐器）于吻部。猴子面部刻划一丝不苟，仿佛随着欢快的音乐而摇摆。至于那几件丰乳肥臀、裸露雄性生殖器的猴，则是寄托着人类繁衍期冀的艺术作品。
众多的猴陶塑集中在一个时代、一个地区，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究其原因，乃是由于西域地处东西文化交流的要冲，受佛教不断传入与影响，与当地民间风俗融合的结果。
辽代：猴文化已在契丹民族中扎根
受猴可“辟马瘟疫”思想影响
契丹本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主要居住在我国气温较低的北方草原地区。目前考古发现的辽代贵族墓中多出土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鸡冠壶，其中有一部分是顶部贴塑有猴的形象，可称之为塑猴鸡冠壶。是什么原因使生活在亚热带和暖温带林木茂密地区的猴，与驰骋于广阔草原地区的契丹民族联系在一起呢？
辽宁已出土数件辽代塑猴鸡冠壶。朝阳姑苏营子辽开泰九年（1020年）耿延毅墓出土的绿釉扁身凹底塔式圆钮盖鸡冠壶，原报告描述为“一人骑于‘冠上’”，经与其他塑猴鸡冠壶比较，应为“一猴骑于‘冠上’”。沈阳法库秋皮沟辽墓出土的绿釉扁身凹底塔式圆钮盖鸡冠壶，塑有两只前后骑在冠上的猴子。
目前出土的塑猴鸡冠壶均为扁身，有盖，年代为辽代中期。辽代契丹人有带猴子出猎、长途旅行的习俗，当来自汉唐以来的文化传统。辽代中期以后，契丹人将猴子与鸡冠壶联系起来，制瓷工匠创制出了这种塑猴鸡冠壶。契丹人之所以创制塑猴鸡冠壶，主要是取猴子的吉祥富贵之意，借“侯”的谐音，取“马上封侯”之意。
有学者研究，契丹人还接受了猴可“辟马瘟疫”思想的影响。古文献屡见这方面的记载，《本草纲目》明确记有养马者厩中畜猴，能避马病。《辽史》所称的“马盂”即指鸡冠壶。契丹人在骑马出行时希望能带上一两只猴子以“辟马瘟疫”，但辽地毕竟猴子数量有限，不可能一一满足要求，而可以在马与同行的鸡冠壶上面塑上猴子来满足契丹人的心理。塑猴鸡冠壶的创制还与受佛教影响有关，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兴盛，契丹人欣然接纳了在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猴子并将其塑在鸡冠壶上。
2016年是中国农历丙申年，即猴年。猴是俗称，在动物界中属哺乳动物纲灵长目。而灵长目是动物界最高等的类群，其中很多我们都称之为猴。辽宁出土和馆藏中有许多猴文物：从旧石器时代先民们的食物来源之一，到新石器时代巫术的产物，直至唐代丝绸之路上的宠物、辽代契丹人带猴子出猎与长途旅行的习俗，让我们得以一睹辽宁的猴文化。本报特约辽宁师范大学教授、考古专家刘俊勇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