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大时代里的中国政治
势头不减 徐骏作（新华社发）
交卷 蒋跃新作（新华社发）
推进 徐骏作（新华社发）
从十八大召开到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其间正好隔着整整两年时间。
从轰轰烈烈的“打虎拍蝇”反腐败，到自上而下覆盖全国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立规矩”的“八项规定”，到“建章立制”的各种规章制度建立健全；从描绘宏伟战略蓝图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这两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治发生了太多深刻而彻底的变化。
如果要读懂这两年里中国政治的变化，那么有两样东西必须准确把握。其一，是中国政治变化的内在逻辑，那就是改革。其二，是中国政治变化的预期目标，那就是十八大上提出并一直奋斗至今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把握住这两样方向性和根本性的东西，才能理解过去两个“大破大立”的政治年份。
01重拳反腐：为改革铺路
在刚刚举行的APEC第26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发布的一则消息引发了外界的关注：会议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在亚太加大追逃追赃等合作，携手打击跨境腐败行为。
和前些日子正在进行的“猎狐2014”专项行动一样，这张海外反腐大网的张开，也标志着中国的反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若要选择过去两年中国政治发生的最令外界印象深刻的事件，相信很多人会给反腐投上一票。
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落马的中管干部，已经达到55名之多。其中，对周永康、徐才厚、苏荣等一批腐败高级干部的查处，更是印证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腐败问题毫不手软的决心：“无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
而如果细究这55名“大老虎”的职位分布则可以发现，在查处的高官中，不仅有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高级干部，也有“地方大员”；有军队系统的巨贪，也有央企内部的蛀虫，还有纪检监察系统的“自己人”；不仅在位的高官要查，退休的、退居二线的腐败高官也要查。
对待“老虎”不手软，对待“苍蝇”也不放过。因为相对于“老虎”的位高权重，“苍蝇”职位虽低，却是老百姓“身边的腐败”。仅201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就受理了超过120万次的检举控告，在最终立案调查的案件中，共处分了超过18万名党政干部。
不夸张地说，自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其力度可谓近30年来最大。而这种不区别对待、不遮掩护短的手法，也让民间流传的一些所谓政治“潜规则”不攻自破。
“反腐主力”中央纪委自然成为这场风暴中的“风暴眼”。这个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挂帅的机构，十八大以来一直“很忙”。他们不仅提供了上面大多数的反腐数据，而且还挑起了巡视的重担——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无论速度还是力度，中央巡视组都让“巡视”这一中共的传统制度焕发出了空前活力。
以如此大的力度持续了两年的反腐败，是否到了“见好就收”的地步？
当然不是。10月24日，王岐山说，“这仅仅是新的开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
那么，反腐败究竟是为了什么？
在法国路透社看来，中国反腐的不断升级，是为了“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利好中长期改革推进，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相呼应”。持类似观点的美国经济学家则表示，在这种“高调反腐”的背后，中共高层的目光着眼点在于“真正的制度改革”，因为“中国长期的经济健康迫切需要这些改革”。
而在更熟谙中国政治的国内政治学者看来，反腐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对官场政治生态的改善。而要读懂这种政治“新常态”，则必须把反腐和两年来的作风建设放在一起“对读”。
02作风建设：不断引向深入
在同一个时间段里，中国的最高领导集体分赴大江南北，下沉至中国政治的最基层治理结构——县、乡镇、村庄，和最基层的普通民众坐在一张床上谈天说地，聊他们最关心的粮食生产和生活难题，听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意见和建议；同一个时间段内，中国各省、自治区、市的主要领导，在一场名为“民主生活会”的政治场合内相互“开炮”，指出自己和对方在日常工作中的缺点与不足……
类似的场景，自上而下地遍布了从中央到基层的层层党组织。这场历时一年半多、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活动，叫做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前，习近平主持了这场活动的总结大会，明确指出“活动收尾绝不是作风建设收场”，“把作风建设不断引向深入”。
熟悉中共党史的人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它和70多年前中共还未执政时期的“延安整风”运动相提并论：同样是针对作风问题，同样祭出的是中共赖以生存的“群众路线”。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又一个的执政难题。在这个有着浓厚忧患意识的政党看来，如十八大所言，全党面临的危险有很多，包括“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而其中，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的危险”。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一旦脱离群众，不仅将直接影响到工作方法、工作内容，更可能滋生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更将直接动摇执政党的立身之本、执政根基。
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才能读懂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为何从履新之始就强调作风建设。
2012年底公布的“八项规定”，看起来不过是很简单、很平常，甚至很“生活化”和“口语化”的内容：出行不封路、轻车简从、简化接待、精简会议、改进文风……但就是这样简单的“八项规定”，却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带头执行下，成为了深刻改变中国政治与社会的“硬杠杠”。
甚至可以说，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对“八项规定”的“加强版”与“扩大版”，因为“八项规定”中否定的内容，都可以归纳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所反对的“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
两年来的作风建设成果如何？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副明镜。餐饮业的从业人员发现，以往以公款消费支撑的高端餐饮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冬”，十几家白酒行业的上市公司市值一直在缩水；老百姓发现，以往“高大上”的高端酒楼纷纷放下架子开始做平民餐饮，以往逢年过节时的“天价月饼”、“天价烟酒”纷纷开始价格“跳水”；感受最深的公务员队伍，则发现以往那些“不是事儿”的事儿开始被管束、被通报：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公款送礼，甚至是上班玩游戏和打瞌睡……每一个以往已经习惯了的“习惯”，都被列入了纪委的“黑名单”。
正面，是“八项规定”和反四风的条框；背面，是中纪委不间断的以时间节点为抓手的“曝光台”和“处分令”，以及媒体和民众24小时的监督。两年来，中共的作风建设，虽然让一些人哀叹“为官不易”，但赢得了绝大多数民众的叫好和支持——这种“向自身开刀”的做法，彰显的是执政党对自身问题的清醒认识，以及“刮骨疗毒”的勇气和决心。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看来，和反腐败一样，中国两年来的作风建设，其目的也是建设政治的“新常态”：让规则成为打败“潜规则”的力量，让支撑经济增长的力量更为健康，让整个社会的风气和秩序得到好转。
而这一切的目的，都在于“为改革铺路”。因为说到底，改革需要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需要更加完善和健全的环境，需要规则意识，也需要一支精干的、能领导改革的干部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