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省份GDP告别两位数增长 15年来预期最低
西部省份告别两位数增长，15年来增长预期最低
李超
在西部大开发进入第15个年头后，西部经济龙头四川省，将其GDP增速预期目标下调为7.5%，这一数字同时创下了两个纪录：这是自2000年以来，四川省GDP预期增速最低的一年，也是目前西部省份确定的预期目标中最低的一个。
四川并非个案。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素有中国经济“后院”之称的西部各省，纷纷主动下调了GDP预期增长目标，广西下调为8%，云南下调为8.5%，新疆下调为9%，即使2014年增长较高的重庆，也由10.9%的增长，下调为10%左右。
多位长期观察西部经济的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大多数西部省份告别两位数以上的常态化增长格局，西部正式进入“新常态”：宏观经济下行、实体经济萎缩、转型升级的考验全面来临。
在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钥匙失效的背景下，寻找转型升级的新动力成为“西部共识”，而作为西部经济龙头，四川备受宏观经济下行和反腐运动双重夹击，其破除旧有增长机制，加速改革的动力更为急迫，观察其开出的转型药方，亦成为观察整个西部寻路的重要窗口。
川军“失速”
在四川省公布GDP目标之前，西部已经有多个省份率先公布GDP目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调。
在GDP目标普降的背景下，四川下调GDP的动作本不应该让外界意外，但当四川省省长魏宏在地方两会上宣布，四川省2015年GDP增长目标为7.5%左右的时候，还是引发了外界热议：四川经济的拐点来临了？
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盛毅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一方面，从全国的角度看，受宏观经济影响，下调GDP增长目标是个大趋势；另一方面，国内外市场比较疲软，投资、消费、出口等均不景气，较难维系高增长；第三方面，新兴产业如服务业等还在成长，短时间内很难支撑较快增长。
实际上，四川省GDP增速的下滑从2014年已经出现。2014年初，四川省将当年GDP目标定为10%左右，完成8.5%。2013年年底，四川省祭出4.26万亿地方版的投资刺激。
此前的14年，即自2000年以来，四川省GDP增长数据低于10%的仅有三次，分别是2000年和2014年的8.5%，2001年的9.1%；超过14%的增长年份也有三次，分别是2009年的14.5%，2010年的15.1%和2011年的15%。
盛毅分析，“受2008年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刺激，四川的经济发展过快，透支了未来几年的资源等，造成了政府负债过高，基础设施建设重复，产能过剩等问题。”
作为西部省份，四川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较大，2013年，四川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1049.2亿元，同比增长16.7%，带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1.1%；2014年，全省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3577.5亿元，同比增长12%，带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9.6%。而2015年，四川预期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将继续下降，约为10%左右。
“在新旧增长点拉锯式转换中，经济短期波动性会显著增强，经济、社会领域的风险因素会叠加显现。”对于四川经济面临的局面，省长魏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亦有清醒的认识：“当前我省已总体进入速度换挡期，宏观政策、市场需求、发展动力、资源环境等方面，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能支撑过去那样的高速增长。”
释放民间投资
“四川是相对不发达的省份，7.5%的目标也是基于自身实力的判断。”中国西部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杨明洪说：“但7.5%的目标是给后续的产业升级预留了宝贵的时间。”
这意味着，在新旧增长点的转换过程中，四川面临着两个重要的任务：其一，继续保持重大项目投入，提高工业化水平和开发能力，打下产业升级的基础；其二，布局并培育战略新兴产业。其三，最大限度的稳定增长，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为新兴产业的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而无论是稳增长，还是调结构中的发展新兴产业，激活投资都成为关键。在国家投资和地方投资不足的前提下，激活民间投资成为四川主要的政策方向。
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始于2000年，第一阶段至2009年结束，第二阶段从2009年开始至今。经济观察报记者梳理发现，2009年之前，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大工程项目为主，代表为青藏铁路和西气东输的开工建设，主要目的是打通内地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联系；第二阶段，各个西部省区相继规划各种产业基地，西部大开发呈现遍地开花的现象。
如今四川面临的局面是，一方面，以国家和地方财政为主要力量的资金投放经过多年后出现了难以为继的局面，造成地方债务高起的难题；另一方面，民间投资呈现“散乱”局面，集中于中小型的能源、资源类企业，重大项目的投资较为稀缺。“四川的发展存在的劣势可以算的上是整个西部地区的缩影，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突出、民族众多且复杂、产业结构落后、地方财力薄弱，而解决这些问题，首要的就是加大投入。”西部产业经济研究所主任秦永分析：“受制于政府投资的不足，四川在缩小贫富差距，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放宽民营资本等方面具有更大的压力和强烈的愿望。”
盛毅表示，国家推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等重大战略，与四川的发展密切相关，也是未来四川培育新的增长点的重要机遇，因此，魏宏在地方两会报告中更加强调了四川发展与国家战略的对接。这意味着，继续放宽民间资本就显得更为重要，也是对接国家战略的必须。
不断释放民间资本的活力，参与重大投资等项目是四川在本轮结构调整期间力推之举：2013年，四川民营经济增加值达14336.69亿元，占GDP比重达到54.6%，民营经济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5.1%。到了2014年，四川民间投资占比继续上升，达到56%。
去年，四川省印发《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十五条措施》，推出民间投资负面清单，提出要扩大民间投资领域。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凡法律没有明令禁止的行业和领域，一律对民间投资开放，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探索分行业、分地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四川省发改委提供的相关资料显示，将尽快制定出台鼓励民间投资通过特许经营、合资合作、资产收购、参与改制等方式。在公路、铁路、能源、电信、水利、市政公用设施、保障性住房、危旧房棚户区改造、医疗卫生、养老等领域继续推出重大项目，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并落实相关配套政策。“新常态下，民营企业资源共享是关键，抱团发展是良策，”春熙集团董事长樊智刚告诉经济观察报：“民营企业应该组团进行投资，根据具体情况投资如天府新区等重要项目和区域。”
在关注新常态带来的机遇的同时，民营企业家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面临的困难仍继续保持关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民营企业仍面临资金紧张等困难，有关方面应该高度重视并努力化解风险。”成都宜宾商会秘书长顾兴良就此认为。
重构政商关系
除了经济方面的一系列寻路，在国家反腐的背景下，规范政府权力，探索新的政商关系亦成为2015年四川引人关注的举措。
“我们将依法规范行政职权，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建立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推行政府责任清单制度；切实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严格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四川省省长魏宏强调。
魏宏所提出的“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政府责任清单制度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被称为四川政府依法行政的“三张清单”，这在四川政府工作报告中尚属首次，成为四川探索行政权力与市场关系良性互动的突破口。
这一提法的背景是国家反腐进入第三年后，作为此轮反腐的一个重灾区，四川大批主政官员和商人同时落马的现象引发各界关注。这也意味着，四川担负着“理清政府权力和市场边界，探索新的政商关系的重要任务。”
早在2013年，四川即委托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对四川市县政府依法行政开展第三方评估，对基层政府的行政情况进行摸底，摸底所得为后续制度设计提供了详实的资料。从现实情况来看，越到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的不规范性问题越突出，以权压法、以文件代法的情况较多，群众意见较大。
评估组成员、中共四川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主任吴涛分析认为，“三张清单”主要是约束政府的公共权力，希望实现“清单之外无权力”的设计初衷：
首先是行政管理清单，有了行政权力清单就有了办事的依据，事情谁来办、办多久、走什么流程一目了然，企业将获得更多便利。
其次是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行政权力进行约束，也就是说，法律没有明确授权，政府就不能去干预，这扩大了企业经营活动的自主权，对经济的作用最直接。
第三是政府责任清单，通俗理解就是，政府应当作为的，一定要作为；政府应当作为而不作为的，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后果的，一定要承担法律责任。
实际上，四川法治政府“三张权力清单”的建立，背后是法治四川的构想，其着眼点则在于在国家坚持依法治国的同时，用法治思维管理地方经济、社会事务，最大限度排除“人治做法”。
对于如何重构这样的政商关系，吴涛也有着自己的思考：在法治框架范围内确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权力和义务关系。“政府与市场要按照自己的权力和义务来确定边界，法治的作用就是解决好边界问题，超出了边界就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