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圣地的绿色革命—延安退耕还林记
新华社西安１０月２０日电题：红色圣地的绿色革命－－延安退耕还林记
新华社记者陈凯星、李勇、姜辰蓉、闫帅南
题记：２００９年１１月习近平在陕西调研时指出，伟大的延安精神教育滋养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凝聚人心、战胜困难、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弘扬延安精神，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始终牢记“两个务必”，保持延安时期那么一种忘我精神、那么一股昂扬斗志、那么一种科学精神，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懈奋斗。
在安塞，人们突然发现，腰鼓没那么好看了。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竟和延安如今的“绿色”有关。
鼓手们白羊肚毛巾、羊皮坎肩一样没少，腰鼓打起来依旧红绸翻飞、鼓声如雷，细看却发现少了昔日黄土激荡的场景，气势顿时泄了一半。今日延安，满目青山，已很难找到裸露的土地，安塞县政府只好专门辟出一块黄土地，作为演出的“舞台”。
这只是延安退耕还林中的一个小插曲。２０００年以来，延安的植被覆盖度从４６％提高到６７．７％。从上世纪末开始，一场波澜壮阔的“绿色革命”在这块红色圣地上开展。延安人以执着的“延安精神”改造河山，在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黄土地上埋头苦干，为世界提供了一个短期内“生态可逆”的成功样本。
粮田上了山，却打不下粮
故事：“粮田上了山，却打不下粮，每家种四五十亩地，都可能还饿肚子。山大沟深，村里小伙都娶不来媳妇。”今年５９岁的延安汉子李仲帮，今天想起那段日子，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启示：这个故事虽然有些极端，但却是延安当时在经济发展与生态脆弱之间苦恼的写照。
延安，这片曾养育了中国革命的热土，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在经济总体高速发展的同时，有一个隐忧却挥之难去，那就是生态环境益显脆弱，尤其是在以传统的农牧业为主的地区。
“粮田上了山，却打不下粮，每家种四五十亩地，都可能还饿肚子。山大沟深，村里小伙都娶不来媳妇。”今年５９岁的延安汉子李仲帮，今天想起那段日子，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和李仲帮一样，上了点年纪的延安人，都对那段记忆刻骨铭心。“刚养羊时，收入的确多了。但羊越养越多时，景况变了。别小看这些温顺的羊，见啥吃啥。可怜那草只能长一夜，第二天刚冒头就又被啃秃了。”６４岁的村民李文明说，“山羊的嘴像把剪刀，四个蹄子像铁铲。啃光叶叶啃秆秆，啃光秆秆刨出根根吃。”
羊啃秃了草，人砍光了树，山扛不了风，地保不住水，成了名副其实的“三跑田”－－跑水、跑土、跑肥。面朝黄土背朝天，却常常连播下的种子都收不回来。“下一场山水褪一层泥，种一茬庄稼剥一层皮”，这是那时焦渴的黄土给延安人辛劳耕作的“回报”。生态恶化，让人们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饥饿与贫困，甚至还有生命。人们恐怕很难想象，在当时以干旱闻名的黄土高原，人们却有着对洪水的恐惧记忆。
在志丹县永宁镇，时至今日，６６岁的李玉秀仍然会想起４５年前被洪水冲走的婆姨。
没树没草的秃山留不住雨水，一下大雨就容易发山洪，牲口都能冲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山沟里村子里都安有大喇叭。一下雨，村里就有专人在喇叭里通知村民“跑洪水”。
“那年，二十来个人一起上地，山里下大雨发了洪水。大家四散躲避。等洪水过了，发现少了我婆姨，寻来寻去，只在河沟边找到一只鞋。”李玉秀说。
这些故事虽然有些极端，但却是延安当时在经济发展与生态脆弱之间苦恼的写照。
“老羊倌”的意外发现
故事：吴起县的许老汉借钱买回来一只小尾寒羊。他想，把这么个“宝贝”赶上山散牧，万一有个闪失，连欠债都还不上。于是他把羊圈起来，每天割草喂羊。精明的许老汉发现，圈养后，不仅羊长得快，而且还攒下一大堆羊粪，这倒是个好养法。
启示：延安的生态逆袭同样来源于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延安市发现禁牧圈养可以增收护林，于是决定以此为契机，解开“越垦越荒、越牧越穷”的生态死结。
再也不能这样活，再也不能这样过。延安人苦恼着，也在求索着。
延安市吴起县新寨乡的许志洲老汉怎么也想不到，当年他的一个偶然之举，竟会成为改变当地生态的一把钥匙。
１９９４年，听说有人卖小尾寒羊卖了个好价钱，许老汉借钱买回来一只。他想，把这么个“宝贝”赶上山散牧，万一有个闪失，连欠债都还不上。于是他把羊圈起来，每天割草喂羊。精明的许老汉发现，圈养后，不仅羊长得快，而且还攒下一大堆羊粪，这倒是个好养法。
这位“老羊倌”的偶然行动，引起了延安市和吴起县领导的重视，他们发现，这不但能让农户增收，还能保护植被。当时的延安市决定以此为契机，解开当地“越垦越荒、越牧越穷”的生态死结。
延安并非种不了树，翻看延安的地方志，其中曾有“森林茂密、水草丰盛、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的记载。
１９９８年，在深入调研后，吴起县实施封山禁牧，一次性淘汰散牧山羊２３．８万只，在全国首开封山禁牧先河。据时任延安市长的王侠回忆，大自然表现出了惊人的自我修复能力，吴起退耕还林的当年，山青羊肥，效果显著。
１９９９年，国务院领导提出了“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十六字治理措施，要求延安人民变“兄妹开荒”为“兄妹植树”，实施退耕还林，建设美好家园。在吴起县经验的基础上，１９９９年，延安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下决心将２５度以上坡耕地全部退耕还林，面积达１０００多万亩。此举迅速在黄土高原上掀起了一场“绿色”风潮。
困厄之中，创造转机。中央的决策，让这片裸露的黄土地看到了希望，让人们的生活迎来了改变的契机。从此，一场“绿色革命”从黄土高原上的“红色圣地”发起，随后席卷全国大地。
不让啃林子，拿啥填肚子
故事：在延安志丹县双河乡李家湾村，干旱少雨、冰雹灾害频发，这里曾经被认为是不适宜苹果生长的地带。但短短几年间，退耕还林不仅“还”了碧水青山，也让当地的降雨量逐渐丰沛，加之抽干、病虫防治、土肥水管理等技术改进，这里已经被农业专家认定为苹果优生地带。
启示：退耕还林之初，很少有人能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绿色革命”不仅倒拨了延安的“生态时钟”，还深刻影响着人们此后的生产生活方式。
像所有的新生事物一样，在这场“革命”的最初阶段，并不是一帆风顺。
封山禁牧、退耕还林。有人想不通：不让上山放羊，是要断了咱老百姓的活路吗？有人心存怀疑：退出吃饭的田地，在自家田里种树，粮食和补贴真能给到咱手上吗？
吴起县有的养羊户一听到消息，连夜把羊群赶到邻县亲戚家的羊圈里，以图日后“复辟”。
“刚开始退耕还林，林业局拉来树苗，不少人不好好种。一棵苗子拿几个土块盖上就算栽好了，活下来的树苗才到一半。”吴起县马湾村村民马万山说，“１９９９年，很多人说退耕给的粮食和补助怕是哄人的，到了２０００年，粮食和补助真的发到了每一户，大家伙这才信了。”
这时，看到别人家认真种的树成片成林了，一开始不认真种树的人后悔了。“刚开始都是为了应付上边检查，但慢慢发现，山地退耕了，种树国家给补贴，把人手空出来了，还能出去打工，一人能挣两份钱。”马万山说。
而最初，很少有人能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绿色革命”不仅倒拨了延安的“生态时钟”，还深刻影响着人们此后的生产生活方式。
山封了，羊圈了，草种了，林造了，荒山黄土盖上了“绿被子”。但生态的问题才下眉头，生活的问题又上心头。“人不能总靠输血活着，光景不能总靠补贴过着”，补贴政策终有到期的一天，那时怎么办？
为解决林地和耕地此消彼长的矛盾，延安决定向黄土高坡间纵横交错的沟壑要耕地。
在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记者看到，去年刚刚建设完成的沟地，仿佛一张平整的地毯，顺山势铺开去。沟地两旁建有泄洪渠，上游建设水坝，可以灌溉、泄洪。
“过去可不是这样，那时是两个馍馍一壶水，一干就是一整天，两头不见日头。”农民王富忠回忆，“可到头来‘种一帽窟窿，收一鞋窟窿’，种啥都不灵。”由于土地贫瘠，王富忠的地里只能产些土豆、小米，而且收成很差。
“现在沟地就在家门口，不用爬山，出门就把地种了，而且现在1亩沟地产量顶得上５亩坡地，下苦轻反而打粮多。”王富忠说。
延安改变传统“打坝淤地”的方式，针对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特殊地貌，在小流域沟道内开展坝系建设、盐碱地改造、沟台地整治、边坡治理等，系统举措和生态建设融为一体。
“山上退耕，山下造地。”截至２０１３年底，延安治沟造地１５．６万亩。高标准的土地已经具备机械化耕作条件，很多农民家中都有了拖拉机，昔日的老黄牛也“退休”了。
从１９９９年退耕以来，延安至今退耕田地１０００万亩以上。耕地虽然减少了一半，粮食产量却没有下降。统计显示，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１３年的粮食年产量，基本稳定在７０万斤至８０万斤。
“我们既要让老百姓填饱肚子，也能换回延安的‘绿被子’。”延安市委书记姚引良说。
温饱解决了，但如果农民在生态建设中不能持续增收，种下的树也可能保不住。
吴起县南沟村支部书记闫志雄说起造林给乡亲们带来的甜头难掩一脸自豪。“２０００年那会工资低，出去打工一天才挣２０多块钱，结果拿到造林项目后一天可以拿到４０多块钱，那年造林６00０多亩，乡亲们收入２４３９００元。”闫志雄说，“那么多钱一包子抱上来，全是连着号的票子，往桌子上哗啦一摊，大家伙从没见过那么多钱，能不高兴吗？”
２００４年，闫志雄带着乡亲们成立了林海造林公司，专门承接植树造林工程。从２００４年到现在，他和乡亲们已造林１０万多亩，赚回的“票子”有四五百万元。
延安打开思路，在退耕还林实施中，大力推广苹果、红枣等经济林木带，为绿色的森林缠上“红腰带”，农民们从“绿被子”里抽出了“金丝带”。
“富士讲究粉红，市场上粉红色的果卖得最好。每年要瞅准时候早点摘，否则颜色深了，果商就要压价了，粉红的每斤能卖两块七，颜色不好的每斤也就一块多。”在果园中，黄陵县的李明奎兴致盎然地讲起他的“苹果经”，“果商对我们种的苹果要求严，颜色、个头都不能差。”李明奎的１０亩果园，１年投资约２万元，纯利润达到３万多元。
在李明奎果园不远处是果农曹孟康的１４亩苹果园。“卖得好的时候，一年下来，能挣７万块钱呢。”曹孟康掰着手指比划。
结合各县的自然地理情况，配合国家退耕还林政策，延安各地都找到了自己的致富经。
在延安志丹县双河乡李家湾村，全村５０多户农民家家有果树。这里位于陕北黄土高原腹地，与延安市北部的另外７个县区一样，干旱少雨、冰雹灾害频发，曾经被认为是不适宜苹果生长的地带。但短短几年间，退耕还林不仅“还”了碧水青山，也让当地的降雨量逐渐丰沛，加之抽干、病虫防治、土肥水管理等技术的改进，这里已经被农业专家认定为苹果优生地带。
２０１３年，延安园林水果种植面积达到４２８．１２万亩，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２７６４３元，高出陕西平均水平５０００元。截至２０１３年底，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８６８１元，比退耕前的１９９９年增长６．２倍。
山青树密，野生动物“结伴还乡”
故事：２００７年，宜川一个农户发现圈里的羊总是奇怪丢失。晚上，他就埋伏在暗中观察，让他大吃一惊，悄悄进庄的竟是一只金钱豹。满目的绿树青草，为延安铸就了生态安全的屏障，不仅阻止了毛乌素沙漠南侵、抵御了洪水的侵袭，就连消失多年的野生动物们也纷纷搬回来。
启示：生态恢复的确是个漫长的过程，但人们的努力也能创造奇迹，延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短时间内生态恢复的可逆样本。
从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１２年，退耕还林工程实施１３载，延安人用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执着与坚毅，重塑锦绣山河。到２０１３年，延安累计完成营造林１７６７．２４万亩。
过去，有人说延安的群山就像是一笼笼蒸熟的黄馍馍。如今，排列延安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２年的卫星遥感图，人们会惊叹地发现，延安大地上仿佛有一支妙笔，饱蘸绿色颜料，运用国画中的晕染技法，从大地中心向外层层染绿，原来黄的部分变绿了，原来绿的部分更深了。
“山是和尚头，臭水沟里流。”当地人说，“过去我们这里的人，男的不敢穿白衬衫，女的不敢穿白裙子，出去转一圈，回来就剩土色了。过去，家家门后都挂着个掸子，进门头一件事就是拿了掸子在门口掸土。”
今日，这种景象早已不复存在。如今的延安，春日山桃山杏盛放，落红成阵；夏日青山吐翠，碧草成芳；秋日层林尽染，硕果累累。吴起、志丹、安塞……随处行去，无不遇上青山相待。延安当地人感慨地说：“现在，那些在大城市里为雾霾烦恼的人们尤其羡慕我们延安的蓝天。”
这里的人们说，山青了，水也清了，消失多年的野生动物们也纷纷搬回来了。
子午岭自然保护区，是陕北黄土高原上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负责人说：“自然保护区内共有动物２７目５９科１８８种。现在延安已经发现８种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有金钱豹、林麝、丹顶鹤、褐马鸡、金雕、大鸨、黑鹳，还有白鹳。”
原本出现在秦岭山系的林麝，竟然出现在陕北。老百姓还好几次看到金钱豹的踪影。２００７年，宜川一个农户发现圈里的羊总是奇怪丢失。晚上，他就埋伏在暗中观察，让他大吃一惊，悄悄进庄的竟是一只金钱豹；２００８年，当地一个村民还在采石场发现了４只金钱豹幼仔。
监测显示，黄土退耕封禁１０年来，在减少水土流失、恢复土壤质量、增加生物多样性等方面产生了明显的生态效益。仅在安塞纸坊沟小流域，植被类型和种类就由４科８种增加到１２科２６种，地带性物种数量明显增加。
遥感数据显示，延安的绿色向北推进了４００公里，不仅阻止了毛乌素沙漠南侵，还抵御了洪水的侵袭。
２０１３年７月，延安遭遇百年不遇的强降雨，但当地河里的径流量并没有增加多少。李玉秀说：“亏了山上有树，水不下山。”
亲人被洪水卷走的痛楚，依旧停留在李玉秀的记忆深处，偶尔会翻起。十多年来，他始终执着地扛着铁铲上山种树。看着亲手种下的小树慢慢成林，光秃秃的山峁逐渐变了模样，李玉秀感到欣慰，“现在，村里人再也不用跑洪水了。”
种生态之树，立精神之林
故事：只要看见有羊在山上，当时的延安市长王侠就常常会停车，把羊牵到路边，把当地干部找来，手拿禁牧的乡规民约“问责”。有时，村干部被逼问得不好意思地辩解说：“羊是到沟里溜达一下的。”“溜达一下也不行。”看到王侠如此认真，村民也都愧疚地把羊牵回了家。
启示：有了好的政策，更要有好的执行。要干成点事，就要有那么一种忘我的精神、那么一股昂扬斗志、那么一种科学精神，这就是延安精神的传承。
今回延安，满目青山。人们说，看到的是生态巨变，体会的却是不变的延安精神。这是一片生态之林，更是一片精神的碑林。
溯退耕还林之源，不得不提到吴起县。在１９９６年前，摆在时任吴起县委书记郝飚等基层干部面前的，是脆弱的生态环境，这让调结构、促发展势必成为一句空话。经过认真的调研，吴起县的四大班子成员达成一致，痛下决心扭转生态环境。
在禁牧之初，很多农民责问这位郝书记：“凭啥老祖宗几辈里都放羊，现在你就不让放了？”有人甚至扬言要赶着羊到他的办公室去。
“只要找到我办公室的，我都把人请进来，倒杯水，发根烟，算本账。”郝飚说，“以吴起当时的环境，１８亩天然草场才能养一只羊，但是人工种植的草场，一亩就可以养两只羊。相差了几十倍啊！”这本账，坚定着他退耕禁牧的信心：有阻力有困难也要把这事做下去。
于是，他把这笔账反复再算给来找他“算账”的群众听。“你说老祖宗几辈都放羊，那你富了吗？你要富了，就按你的路子走；你要没富，就按我的路子走。”但是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地方，外界的质疑声、挖苦声却始终没有断过。
有理不在声高，关键要有科学依据。吴起县政府先留下两个乡不参加退耕，以备日后进行效果对比。结果一年以后，退耕的效果开始显现，原来曾为禁牧上访的群众，又找到县委，强烈要求把他们也纳进来，最后这两个乡也“挤”了进来。
延安生态之变，离不开延安市委、市政府几届领导班子“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时任延安市长的王侠是位做起事来有韧劲、有拼劲的女同志。当延安市下决心在全市退耕还林１０００万亩时，这对一个当时经济主要还是靠农业的地方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不小的冒险。她至今记得一位长辈专门打来的电话和那担忧的语调。
“要干成点事，就要有那么一种忘我精神、那么一股昂扬斗志、那么一种科学精神，这就是延安精神的传承。”王侠和她的同事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延安市科学决策制定了《延安市退还林管理办法》等多项有力措施，并成为后来全国推广的政策框架。
有了好的政策，更要有好的执行。她不但逢会就讲、逢人就说，而且还身体力行，只要看见有羊在山上，她会立即停车，把羊牵到路边，把当地干部找来，手拿禁牧的乡规民约“问责”。有时，村干部被逼问得不好意思地辩解说：“羊是到沟里溜达一下的”。“溜达一下也不行。”看到王侠如此认真，村民也都愧疚地把羊牵回了家。
延安好了生态、富了生活。时隔多年，王侠自豪之情仍溢于言表。她告诉记者，延安的降水量，从过去的３００毫米／年增加到如今５００毫米／年；过去一刮风昏天黑地，现在却不见沙尘；尤其是说到，有一次她看到农户家牛棚中竟然开出了小汽车时，禁不住笑了起来。
现任延安市委书记姚引良说：“延安市委的几届班子，虽然政策有微调，但不变的是对改变生态环境的执着追求，这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
有人说，延安之林，屹立的是一个个大写的“延安人”。在延安市宝塔区有一片红军林。在２０多年的时间里，老红军郭志清凭着一把老镢头和一盏马灯，硬是绿化了上千亩荒山。
１９５１年，郭志清因病复员回到家乡延安市宝塔区柳林镇王家沟村后，长期任村干部，对守着荒山过苦日子有深刻的体会。从小就喜欢栽树的郭志清认识到，村里人受穷，主要是因为这里没有树、没有草，生态环境太恶劣。他说，好日子是等不来的，得靠我们自己用双手才能干出来。
１９８４年，宝塔区鼓励当地群众个人搞小流域承包。当时，村里人都不敢承包，担忧是花费大、时间长，就是豁出命干也不一定能干成。已到花甲之年的郭志清第一个站出来，承包了距村３公里的韭菜沟。
当时的韭菜沟土地贫瘠，沟内光秃秃的峁洼梁包围着一条支离破碎的荒沟，兔子不出没，野鸡不光顾。
“我公公（郭志清）那时候把家里的牛、羊、驴等，能卖的都卖了，就为了包山种树。家里人不同意，他根本不听。吃住都在沟里，拉都拉不回来。”郭志清的儿媳妇苏世红说，“公公的腿留有早年落下的风湿，走起来一瘸一拐的，我们做儿女的都很心疼。”
不听劝阻不顾讥讽，郭志清一干就是２０多年。
他每天扛着镢头修路、整地、打井、栽树，常年奋战在荒沟里。夏天，他被暴雨浇得浑身湿透；冬天，寒风刺骨，手脚冻裂，渗出斑斑血迹，他就用胶布缠上，继续干。他没有一天不种树，就连腊月二十八还在挖坑。
２００７年的冬天，８３岁的郭志清老人去世了。家人们说，即使在病榻上，老人依然念着韭菜沟，惦着他的那些树。
郭志清１９３７年３月参加革命，先后在原延安县保安科、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保卫团、十二团任警卫员。而在新时代，他却为了延安大地重披绿装，献出了自己原本可以安乐的晚年时光。他种了２０年树，却没有要过国家的退耕还林补贴。苏世红说：“老人不要国家的钱和粮，只要给子孙留点绿。”
现在家人们在守护着老人呕心沥血种下的林子，要让这片“红军林”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如今的延安，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局部区域生态良性好转。但这里仍然是陕西生态较为脆弱的地区之一。２０１３年１月起，延安启动新一轮退耕还林。延安将用４年时间，自筹资金３０亿元，以每年５６万亩以上的进度实现延安陡坡全绿化，林草全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