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新疆后写下热情赞歌（图）
《新疆历史画丛：茅盾在新疆》。
盛世才迎接茅盾来迪化
茅盾当初决意去新疆，是受了杜重远写的一本书的影响。抗战初期，茅盾在香港编《文艺阵地》，已三进新疆的杜重远登门拜访并邀其西行，还送来一本他写的题为《盛世才与新疆》的小册子。茅盾后来回忆说：“杜重远写的那本小册子，的确使我动了去新疆的念头……然而杜重远三次进新疆所看到的究竟有没有假象呢？这事我必须慎重。”
因盛世才与延安有联系，茅盾便去找当时在香港的廖承志打探，但也没问出个究竟，廖承志只告诉他：我们有人在那里工作，并且有你认识的人。这句话等于给茅盾吃了一颗西去的定心丸。
1939年3月，茅盾一家和学者张仲实等历尽周折，终于抵达新疆迪化。盛世才在两卡车全副武装的卫队保护下出城迎接。茅盾随后被任命为杜重远当院长的新疆学院教育系主任，不久又被盛世才委以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一职。但他很快意识到，当初在香港的一丝疑虑并不多余。在迪化，他见到了共产党人毛泽民、陈潭秋等，毛泽民提醒茅盾：盛世才这个人很难捉摸，他多疑，忌贤。
果然，不出半年，曾写小册子盛赞盛世才的杜重远，便由于一两件在茅盾看来不过是“芝麻大的小事”而不被信任，到了当年10月，杜重远被迫辞去新疆学院院长，赋闲在家，等于遭到软禁。茅盾和张仲实顿感“形势越来越险恶了”，几如身陷虎穴，如何能及早离开新疆，成为此后让他们大伤脑筋的问题。
悲讯电报让茅盾躲过一劫
茅盾先是托一位与他相识的塔斯社记者向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提出全家赴苏游历的请求，未能如愿；接着他又在给重庆友人的信中，大谈“眼疾”，制造返内地看病的“借口”，也未能如愿；直至1940年4月下旬的一天，茅盾收到二叔自上海发来的加急电报，告知他母亲已于4月17日在家乡乌镇病故，正是这封给茅盾一家带来悲讯的电报，让他们最终得以安全离开新疆，躲过了一劫。
他后来回忆说：“我与德沚（茅盾夫人）商量后，就拿起电话向盛世才请假，我说接到上海电报，母亲病故，虽说丧事已毕，但还有些后事需要请假回去料理。盛世才在电话中沉默了片刻，就爽快地同意了。”
几天后，茅盾趁向盛世才请示文化协会的工作如何交代的机会，询问何时可以动身。盛世才答：现在没有飞机，什么时候有飞机我会通知您们的。这与此前杜重远和张仲实借病借故向盛世才请假回内地时所得到的答复如出一辙。事实上，迪化上空天天有飞机飞来飞去。
在茅盾看来已是“走定了”的事情，似乎又现波折。他们只好再去苏联领事馆找总领事问计，得悉恰好有一架苏联交通飞机要来这里，并在五一节后飞往重庆。双方商定，五一节盛世才依惯例请总领事吃饭，茅盾等作为宴席的陪客，可在席间当着盛的面提出搭机一事，盛世才便不好阻拦。
5月5日，茅盾一家和张仲实终于登机，盛世才依旧在两卡车架着机枪的警卫的护卫下，到机场送行。上午9点，飞机起飞，茅盾后来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我望着舷窗外起伏的天山山峦，一阵难以描述的轻松感充溢了全身！是呀，应该让我那绷紧的神经松弛松弛了，我们总算逃出了迪化！”
抗战爆发后，作家茅盾和许多文化人一样，不得不离开书斋，漂泊四方，过着近乎“旅行家”式的日子。从上海经内地到广州，从广州到香港，从香港经越南海防、河内到昆明，从昆明经成都、西安、兰州到迪化（今乌鲁木齐），从迪化经兰州、西安到延安，从延安到重庆，从重庆经内地再到香港，从香港到桂林，从桂林再回到重庆，这大体就是茅盾在抗战期间“旅行生活”的线路，其间“陆海空”并举，艰难险阻不难想见。《白杨礼赞》的素材，就取自当中他从新疆“虎口脱险”后去往延安的黄土高坡上。
寥寥数笔的《白杨礼赞》传诵最广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飞机并未按计划直飞兰州，而是令人蹊跷地降落在新疆境内的哈密，并在此过夜。这一宿，茅盾的神经再度紧绷起来，辗转难眠。他很清楚，盛世才这个人是什么手段都能使出来的。好在一夜无事。第二天一大早，哈密行政长刘西屏（中共党员）就来催茅盾一行赶快起程，他们匆匆赶到机场等了一个小时。刘西屏一直耐心陪着，直到把他们送上飞机。
其实，这个看上去风平浪静的夜晚，是茅盾一行此行的最后一道坎，他后来回忆说：“后来我们到了延安，才听人说，就在我和德沚辗转不能入眠的那个夜晚，刘西屏先后接到了盛世才的三次电话。午夜12时盛世才打来第一次电话，命令刘西屏把我和张仲实扣留起来。过了半小时，来了第二次电话，说先不要行动，让他再考虑考虑。午夜三点左右，他又打来第三次电话，说：算了，让他们走吧！”刘西屏怕他再反悔，一清早就急匆匆把我们送到飞机场，他想，当着苏联人的面，自然不便再扣留我们了。
就在茅盾一行离开几天后，留在新疆的赵丹等演员们即遭逮捕。又过了几天，杜重远也从被软禁变为锒铛入狱。
茅盾一行搭乘的这架苏联飞机是经兰州飞往重庆的，但在兰州停留时，傅作义及其随员也要乘这架飞机到重庆去，座位不够，同机的一位盛世才的下属劝茅盾一行迟走几天，让座给傅作义。这一“让”，致使茅盾和张仲实商量着改了主意，不去重庆而去延安；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后来的名篇——《白杨礼赞》。
一周后，他们通过西北公路局长的关系，搭乘活佛喜饶嘉错的“专车”驶往西安。茅盾晚年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里，简略叙述了这段行程，其中有如下一段：
第二天是翻越六盘山……翻过山，汽车就加足马力在望不到边的黄土高原上奔驰，扑入视野的是绿色的“麦浪”和远处一排、一簇傲然耸立的白杨树。在白杨树的附近，一般就有人烟，或一个小村庄，或三五户人家。
数月后，在距重庆大约30公里的南温泉中国职业教育社一处幽静的房子里，茅盾一口气写了六篇西北“见闻录”，《白杨礼赞》是其中的一篇，也是最短的一篇。尽管茅盾在回忆录里对于白杨树的记述仅寥寥数笔，《白杨礼赞》也不过一千多字，但在茅盾一生等身的著述中，这篇千余字的短文，或许是除《子夜》外，最广为传诵和最受读者欢迎的。
《白杨礼赞》写于1941年3月，是茅盾根据自己1940年从新疆归来赴延安途中的见闻和感受写的一篇散文。这篇散文是作者以昂扬的革命激情，通过对白杨树的赞美，歌颂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战的北方农民，及其所代表的我们民族的质朴、坚强、力求上进的精神。茅盾的作品大部分是着力暴露旧社会黑暗的，正面歌颂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作品并不多，这与作者的生活经历有关。但是，当他一踏上解放区的土地，便深深地被那里的一切所感动。于是，他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把解放区的新鲜空气带给了国统区的广大人民，用笔表示了他对共产党、对根据地军民的衷心赞美，写下了《白杨礼赞》这样热情洋溢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