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疆名医何秉贤“一辈子最骄傲的事”
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特诊诊室内,85岁的何秉贤仍坚持坐诊,关切地询问患者病情。
在上世纪50年代,大学毕业的何秉贤主动请愿到新疆工作,把青春活力播撒在乡村牧场,在心血管病领域成名之后,他又决定毕生扎根边疆为基层各族群众问诊看病,至今仍坚守在岗位一线
在农牧区巡回诊疗中,为了解决治疗过程中的语言障碍,何秉贤一边看病,一边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同事、患者都是老师。可是,几次从基层巡诊回来的何秉贤意识到,光克服自己的语言障碍不行,解决新疆基层患者看病难问题,当务之急要培养一大批本地医生,各民族的都要,各地区的都要
60年来,何秉贤培养了一大批少数名族医疗骨干,有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等等,这些学生现在已覆盖全疆各县市医院,甚至乡镇卫生所
蹬着自行车来到眼前的这个人,目光中透着犀利,握手时热情有劲,精神头瞧着完全不像一个85岁的老者。
锁好车,摘下鸭舌帽,他领着记者去办公室。路过导医台,他放缓脚步,扭过头来叮嘱值班护士不要限他的诊号,说基层病人大老远来不容易。
走进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二住院大楼二楼拐角处的一个小房,不足10平方米的地方摞满了书本和医学杂志。退休后的20多年里,他把大部分时光耗在这里,坚持攻克医学难题,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
老人叫何秉贤,是知名的心血管病专家,中国第一代援疆人中的一员。
上世纪50年代,大学毕业的何秉贤主动请愿到新疆工作,把青春活力播撒在乡村牧场,在心血管病领域成名之后,他又决定毕生扎根边疆为基层各族群众问诊看病,至今仍坚守在岗位一线。
60余载行医生涯中,何秉贤精心培养出一大批各民族医疗骨干,他的弟子遍布天山南北,覆盖新疆各县市医院,有效缓解了当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心血管病医生紧缺的状况。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如今,何秉贤仍往返于单位与家之间:每周二、五雷打不动上门诊,平时带队查看病房,会诊疑难病症,有空时就给年轻医生讲课、作报告。
在第二住院大楼前,一辆总是停在大门旁边的白山牌“二八式”自行车尤其惹眼,车子很多地方掉了漆生了锈,活脱一个老古董。
何秉贤每天骑着这辆车上下班,他笑着对记者说:“这车跟了我30多年,和我一样都是劳碌命,我不退休,它也别想退休。”
熟悉何医生的人也都知道他爱骑自行车,来看病到楼下先看自行车在不在,车只要在,人就肯定在。
老人一辈子共买过8辆自行车,6辆被偷,1辆骑坏了。现在这辆旧车跟着他的年头最长,留着他大半生奔波忙碌的痕迹。
何秉贤出生于浙江,18岁时在上海参加解放军,同年随军支援大西北,担任部队的文化干事。因为有文化底子,他参军一年后在西北地区统一考试中考上了兰州大学医学院。
5年美好的大学时光转眼即逝。“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服从组织分配”,这是何秉贤在“大学毕业志愿书”上留下的两句话。
按照当时的表现,加之原就是浙江人,他完全可以回到“江南水乡”,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去工作,但他最终却与13个同学一起踏上了奔赴新疆的漫漫长途,在那遥远的地方一待就是一辈子。
他说:“得知分配到新疆的消息非常兴奋,我认为是很自豪很光荣的事,说明党组织信任我,才会让我到艰苦的地方去。”
西出阳关,千里远行,何秉贤拎着一个行李包就上路了。火车换货车,货车换驴车,越往西越荒凉,一行人走了7天7夜才抵达乌鲁木齐市。
“那个时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刚刚成立,首府乌鲁木齐还很落后,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地标西大桥,就是一座小小的木头桥。”
安顿下来后,同学们各奔东西,他被分配到新疆医学院附属医院(即现在的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当时整个新疆只有10多个正式的科班医生,医疗设备非常落后,缺医少药情况严重。“紧张的时候一张病床横着躺几个病人,连脚都伸不直。”回想当时的情景,他记忆犹新。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何秉贤开启了自己的行医生涯,一步步走向心血管病领域专家行列的金字塔尖。
刚到医院的时候,工作量很大,门口总站着看不完的病人。从小就能吃苦的何秉贤经常会加班加点,有时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护士都去吃饭了他还在看病,饿了就啃一口自己带的馕。
在妻子鲁世元眼中,何秉贤是个掐时间过日子的人。从没有周末或假期,每天总有干不完的事情,上班时这样,退休了以后也这样。
“年轻时他有很多爱好,以前总说退休了要写写字、唱唱歌、跳跳舞,出去走一走,到现在一个都没兑现。”
何秉贤有3个女儿,她们从小很少有与父亲相处的时间,鲁世元说,丈夫最近一次陪小孩逛公园已经是40多年前了。
医院的同事都说何秉贤身上有一股倔劲儿。看病时,遇到再棘手的病人也不轻言放弃,研究起学问来,一头扎进去不管不顾,就像着了魔。
“文革”期间,不准医生看书、搞科研,翻阅外文书籍尤其是大忌。何秉贤冒着被打成“走白专道路”的风险,找关系从图书馆借来英文版的医学书籍,偷偷躲在一间阴暗的地下室里翻阅,默默记录笔记。
“我把医学书本放在抽屉里,桌子上放着一本《毛泽东选集》,平时把头塞到抽屉里看书,门口要有动静就把抽屉一关。”他说。
那段时间,何秉贤在心惊胆战中参阅了大量国内外心血管病医学资料,总结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素材。之后,他将所学知识与临床经验结合,撰写出了一部50多万字的著作——《临床心电向量图学》。
这是我国第一本自己的心电向量诊断教材,至今仍被视为权威在沿用。
“文革”结束后,何秉贤带着这本书参加了我国首届医学科学大会,被大会授予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国医疗事业也蒸蒸日上。此时的何秉贤在国内心血管领域已颇具知名度,不仅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学术论文,还多次应邀到英、法、澳大利亚、日本和新加坡等国讲学。
期间,他几乎囊括了“黄宛心电学奖”等心血管领域的重要奖项。
有了名气,国内外不少医疗机构以优厚条件邀何秉贤前往工作。那个时候,各方面落后的西部省区留不住人才,“孔雀东南飞”现象很普遍。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干部一科主任周晓辉说:“对技术人才而言,选择去内地或国外,不光是待遇高,更重要的是科研条件好,个人水平提升快。”
何秉贤一一回绝了来访的人。他说:“我在新疆习惯了,离不开,况且新疆需要我,那里的病人离不开我。”
身边的人都清楚,他亲历了新疆医疗从一穷二白渐渐发展到现代水平。年轻时“让各族群众病有所医”的理想,已经成为何秉贤毕生奋斗的目标。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何秉贤被卫生部调拨至中国心血管病的殿堂——北京阜外医院进修。当时,由于粮食分配与户口挂钩,他的户口和组织关系也被迁到了北京。
一年时间里,师从中国心电图权威黄宛等名师的何秉贤学到了许多先进的医学技术和知识,他也因为刻苦勤奋深受大家的喜爱。
进修期满,包括阜外医院院长吴英恺院士在内的医院领导和导师们都竭力劝他留在北京工作,他都婉言谢绝了,硬是将自己的户口和组织关系迁回新疆。
后来,有朋友替他惋惜,“要是当时留在阜外医院,你很有可能早就评上院士了。”但他心里最清楚:回到新疆,自己从未后悔过。
何秉贤之后又陆续前往英国、美国、日本学习,这些国家的当地政府都曾希望其携夫人留下工作,还承诺高薪、解决国籍,他仍旧坚持回新疆。
在何秉贤心中,新疆早已是他难以割舍的故土。他最爱吃老伴做的拉条子和抓饭:“三天不吃胃里抓得很,不美美吃上一顿真受不了。”
直到今天,女儿几次想让父母去杭州养老,但都没能说服。“现在还有不少人找我看病,再说其他地方的面粉,做不出新疆拉条子的味道来。”他笑着说。
他珍惜所有人的命,自己却玩命在工作
在何秉贤的门诊办公室里,放着一盒自己订制的特殊的名片。护士告诉记者,何医生所在的特需门诊挂号费要100元,他担心病人负担重,专门找到医院领导要求降低费用。经医院同意,他自己做了名片,病人拿着名片来复诊只要10元挂号费。
“好多来找我看病的人条件并不好,我少拿点提成没关系,一定要让他们看得起病。”
行医生涯中,责任与温暖交织,病人从来都是他心里牵挂的亲人。
鲁世元说,何秉贤坐诊有一个习惯,就是要提前一个小时出门。“他觉得病人从远处来,不能让他们等。”
一次遇到住院病人病情加重,当时家里没有电话,怕接不到医院的通知,耽误对患者的治疗,何秉贤干脆看护在病房中,三天三夜没有回家。点点滴滴,病人年龄尚小的儿子看在眼里,铭记在心中。
多年后的一天,何秉贤走在街上,突然有人叫住自己,热情地招呼他到家里去喝茶吃饭,他觉得眼前这个人脸生,顿时纳闷。
一阵攀谈之后,何秉贤得知邀请他的人正是当年那个患者的儿子,此时患者虽已去世,但是孩子长大后依旧记得那三天三夜的守护。
“那次偶遇,让我既欣慰又感恩,自己只做了该做的事而已,别人却烙在了心里。”何秉贤说。
十多年前,一位来自新疆米泉市的60多岁农民走进了何秉贤的办公室。老人颤颤巍巍地坐下来,说自己得了高血压,看了很多医生也没能治好。这让人头晕、脑涨,干不了重体力活的病,使老人家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
“当时他连每周数十块钱的医药费也无法承担。”何秉贤回忆。
经过检查,何秉贤根据老人的病情开了一瓶尼群地平片,这种售价2块钱的药,老人可以吃几个月。
一年后的一天,老人手里拎着一袋蘑菇出现在何秉贤的办公室。“我吃了药,病都治好了,还开始种蘑菇,家里慢慢富裕起来啦!”原来老人是专程来感谢何医生的。
见何医生不肯收下自己的礼物,老人不乐意了:“你不收,就是看不起我,这可都是我亲手种的!”何秉贤笑了,这两斤蘑菇是他收到过的最难忘的礼物。
行医60年,何秉贤看过的病人不计其数,他珍惜所有人的命,唯独除了自己。
一天早上,何秉贤突然觉得胸痛,但因为要上门诊,他对妻子嘀咕了一声便出门了。中午的时候,鲁世元接到一个电话,说丈夫住院了,检查出肺部有一个肿块,正在病房抽取积液。
鲁世元飞奔过去,老伴表情轻松,还笑着安慰她。丈夫所在科室的负责人告诉她,坐诊的时候,何秉贤疼得脸煞白,还在坚持看病,最后科里几个人硬是把他拽出来检查。
“最后检查出来是肺栓塞,这种病救治不及时是要命的。”鲁世元现在想起还很后怕。治疗没几天,感觉舒服了一点的何秉贤又吵着要出院,害怕耽误了上门诊。
“走到哪儿都有学生,是一辈子最骄傲的事”
在农牧区巡回诊疗中,为了解决治疗过程中的语言障碍,何秉贤一边看病,一边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同事、患者都是老师。
“只有能和患者交流,才能赢得信任。”短短数年,他开始能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直接会话。
可是,几次从基层巡诊回来的何秉贤意识到,光克服自己的语言障碍不行,解决新疆基层患者看病难问题,当务之急要培养一大批本地医生,各民族的都要,各地区的都要。
60年来,何秉贤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医疗骨干,有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等等,这些学生现在已覆盖全疆各县市医院,甚至乡镇卫生所。
他逢人总是讲:“在新疆,走到哪儿都有我的学生,这是一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事。”
“现在我的身体还硬实,可以再干几年,即便哪天干不动了,还有我的学生们在,他们接着干。”
今年81岁的肉孜·阿吉是何秉贤最得意的门生。两个人住在同一栋楼里,走着同一条路去同一个地方上班。会诊、搞研究、唠家常……亦师亦友的两个老人几乎形影不离。
“学习的时候何老师教我,工作的时候又是何老师教我,他是我一辈子的老师。”聊起何秉贤,肉孜·阿吉钦佩又感激。
1956年10月,肉孜·阿吉寒冬里从喀什坐了10天的卡车到乌鲁木齐上学,成为何秉贤教的第一期学生。刚开始,肉孜·阿吉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学生汉语不好,何秉贤经常开小灶帮他们补习语言和专业课,周末还叫到家里面学习,学习完就留下来吃拌面、抓饭。
肉孜·阿吉勤学好问又有悟性,深受老师喜欢。何秉贤英语好,自己阅读英文医疗书籍时仔细做笔记,借给这名学生看,下乡时还经常带着他。
毕业后,肉孜·阿吉留在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分在了何秉贤所在的内科。工作之初,何秉贤手把手教他写病历、分辨心脏杂音,后来还经常推荐他到内地甚至国外进修学习。因为互助互学,两人还被评为新疆民族团结“一对红”。
在何秉贤的培养下,肉孜·阿吉迅速成为新疆著名的心血管病专家,手下还带了不少门生。配合默契的两人长年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蹲点调研,完成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群体心血管发病情况调查,填补了国家在这方面的空白。
何秉贤还经常资助少数民族贫困学生。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衰科副主任医师出生在南疆农民家庭,上学时生活拮据,何秉贤经常会把家里的大米、油拎给她,时常还会买一些学习用品。她回忆:“老师那时要养三个孩子,生活并不宽裕,嘴里省下一些就拿来帮助有困难的学生。”
退休后,何秉贤坚持带研究生、博士生,还定期到学校讲课,他还自掏腰包制作印发心血管病教材,几十年来免费给基层的医生发放。
“新疆少数民族爱吃肉、好喝酒,是心血管病易发高发地区,医生的数量目前无法满足需求,培养人才还任重道远。”他说。
天山有雪莲,常年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中傲霜斗雪、顽强生长,当地少数民族视之为奇珍药草。在他们眼里,何秉贤犹如一朵不枯的雪莲,60年扎根天山,60年默默绽放,60年散发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