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户1年多申请政府信息公开94次被指滥用诉权
2月27日，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通报了8起政府信息公开“滥诉”案例。拆迁户陆红霞一年内至少向政府部门提出94次信息公开，得到答复后不服，继而提出至少39次行政复议。南通市港闸区法院认为原告“滥用获取政府信息权”、“滥用诉权”，最终驳回其起诉。
有网友质疑，法院的裁定是否在为政府“背书”？在我国尚未对“滥用诉权”这一概念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院的裁量权是否有法律依据？陆红霞过多地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是否涉及浪费公共资源……网民、专家争议重重。
一年多申请政府信息公开94次，被认定“滥用获取政府信息权利”
陆红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数年前，父亲和自己的住宅被拆时，面临诸多问题，比如征地手续不全、“签署空白协议”、“房屋产权证户主名被更改”等，遂提出多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政府公开相关信息。
根据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15]港行初字第00021号裁定书(以下简称裁定书)显示，仅据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开始，原告陆红霞及其家人向南通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至少提出94次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并且，申请内容“包罗万象”，并不单单只是征地拆迁问题。
法院认为，“原告陆红霞不间断地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申请获取所谓政府信息，真实目的并非为了获取和了解所申请的信息，而是借此表达不满情绪，并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施加答复、行政复议和诉讼的压力，以实现拆迁补偿安置利益的最大化……原告陆红霞这种背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立法目的，任凭个人主观意愿执意不断提出申请的做法，显然已经构成了获取政府信息权利的滥用”。
裁定书显示：原告陆红霞及其家人在收到行政机关作出的相关《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后，分别向江苏省人民政府等复议机关共提起至少39次行政复议。在经过行政复议程序之后，三人又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如东县人民法院、港闸区人民法院提起政府信息公开之诉至少36次。本案原告陆红霞所提起的相关诉讼因明显缺乏诉的利益、目的不当、有悖诚信，违背了诉权行使的必要性，因而也就失去了权利行使的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
法院最终裁定，对原告陆红霞的起诉不作实体审理。
同时，“对于原告陆红霞今后再次向行政机关申请类似的政府信息公开、向人民法院提出类似的行政诉讼，均应依据《条例》的现有规定，进行严格审查，原告陆红霞须举证说明其申请和诉讼是为了满足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诸多争议，首先便是当事人陆红霞是否“滥用获取政府信息权利”。
裁定书中显示，申请获取信息次数多，内容“包罗万象”，家庭成员分别提出相同或类似申请，为泄愤、为私利向政府施加压力，申请公开的信息和其利益没有法律上的关联性等，成为法院认定原告“滥用获取政府信息权利”的主要理由。
本案审判长、港闸区法院院长高鸿更是直言，“行政相对人的申请动机复杂”。他解释道，“行政相对人的申请动机复杂，部分申请人以监督政府依法、公开行政为目的，但更多地是为了信访、复议、其他诉讼收集证据，或通过申请、诉讼，发泄个人不满情绪。”
滥用“获取政府信息权利”的条件是否存在？记者翻阅《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没有发现针对滥用“获取政府信息权利”的规定。该《条例》仅在第14条对行政机关可公开的信息范围作出限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肖建华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以上部分理由难以成立。肖教授解释，申请次数过多、申请公开的内容包罗万象、对政府造成压力等，并不能成为南通市港闸区法院作出上述裁定的理由。施加压力属于法院不应过问的内容，这是当事人在维护自己权利时附带引起的。
“现行法律尚未明确滥用政府信息公开权的概念，法院的裁定是违反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宗旨，侵犯了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条例》中有不能公开信息的禁止性规定，其他属于公开范围的信息，应当公开。现在，提倡阳光政府，秉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可公开的信息越来越多。法院的解释是与‘阳光政府’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其裁判态度是否中立，值得质疑。”肖教授说。
“当事人申请的信息，如果属于政府应主动公开的范围，政府则应当主动公开”，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姚金菊表示，“如果政府不公开或者公开不及时、不充分，法院则应责令政府重新进行答复。”
“至于为泄私愤、为一己私利，更属于推测揣摩。就算证据确凿，那么，依照南通市港闸区法院的逻辑，几乎所有多次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案例，都可认为是‘滥用获取政府信息权利’。另外，当事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自然是为了主张自己的权利，关键在于其主张是否合法，而非取决于是否属于‘私愤’或‘私利’。”
“多次申请很难构成滥用，关键在于当事人申请内容是否重复、类似或者完全一样。”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行政法学专家杨伟东认为。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薛刚凌教授的意见则略有不同，她提出，“国家审判资源有限，现实中的确存在滥用的情况。诉讼是保护一个人的正当权益的，如果滥用诉讼资源，则不应得到法律的认可”。
法院是否有权判定原告“滥用诉权”
裁定书中，南通市港闸区法院认为，原告向法院提起政府信息公开之诉至少36次，“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的行为”，这也成为争议内容之一。
有网民称，一方是频频起诉，另一方则是裁定“滥用诉权”、驳回起诉缺少法律依据。原告与法院之间，究竟是谁的权利在“裸奔”？
“现实中的确存在滥用诉讼权的问题。司法资源有限，在缺少诉的利益下，针对同一个案件重复起诉，这是资源的浪费。”杨伟东教授介绍。
据了解，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滥用诉讼权利，进行不正当诉讼，被法学界认为是“滥用诉权”的行为。滥用诉权往往造成虚假和无益的诉讼，浪费了国家的审判资源。同时，也侵占和剥夺了他人合法的诉讼权利和机会。
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中，“无理乱告状，恶人先告状”的事例屡见不鲜。滥用诉权的现象使人们陷入长时间的讼争，付出了大量的时间与金钱。
尽管如此，“现行的三大诉讼法中，没有明确的滥诉的规定、条文。”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解志勇教授如是解释。
规定模糊，那么，法院是否有权判定原告“滥用诉权”？
杨伟东教授表示，“形式意义上，现行法律并不存在以滥用诉讼权驳回起诉的明文规定，所以本案中，法院的裁定是创造性的，也超越了法律规定的权限。而实质意义上，很多人认为，法院在裁定中有审判权，这种做法也并不为过。”
杨伟东教授补充道，但要注意的是，以滥诉为由驳回起诉的限度在哪里。“诉权保护和滥用诉权之间，法院更应该侧重于保护诉权。司法是最后一道防线，是公民权利救济的最后防线。所以，当判断是否滥诉时，法院要非常谨慎和克制。”
薛刚凌教授表示，“目前的法律针对滥诉的规定并不是很清楚，这是法律的缺口。当事人起诉被驳回，则要判断当事人的起诉是否符合起诉的法定条件。”
除滥用诉权等理由外，南通市港闸区法院还认为，原告诉讼权利任意行使的方式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超越了权利不得损害他人的界限”。对此，原告表示不服，“未来还会继续向更高级别的法院上诉”。
记者就此采访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该法院回复“一审结束，裁定文书已经公布，不再对该案件进行过多解读”。实习生 曹忆蕾 记者 王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