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多民族共居的历史格局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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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问)新疆多民族共居的历史格局是如何形成的？

　　中新社北京4月20日电 题：新疆多民族共居的历史格局是如何形成的？

　　中新社记者 杨程晨

　　250年前，土尔扈特人在渥巴锡领导下历经艰辛选择举族东归，离开生活了近一个半世纪的伏尔加河流域，破釜沉舟回到了被他们称作“太阳升起的地方”——新疆伊犁。

　　2021年，适逢这场横跨欧亚大陆的人类迁徙250周年。中新社记者近日就此专访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马大正。

　　他认为，回顾、梳理包括土尔扈特东归在内的多个民族迁徙历史场景，可以确定：中华民族构成紧密的整体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重原因促使土尔扈特东归

　　渥巴锡所率起义东归的全部队伍共有33360余户、16.8万余人。马大正描述了这样一幅场景：伏尔加河下游，1771年1月初正是隆冬季节。成千上万的土尔扈特妇孺老人乘上早已装备就绪的马车、骆驼和雪橇，在跃马横刀的骑士护卫下，一队队陆续出发，彻底离开了他们游牧的异乡。他们异口同声高呼：“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让我们回到太阳升起的地方。”马大正分析，土尔扈特人东归的动因可分三个层面。

　　直接起因在于，17世纪30年代土尔扈特蒙古迁牧伏尔加河流域并生息繁衍一个多世纪，始终保持自己民族固有的政治体制、经济形态、语言、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而与俄国沙皇政府力图控制和奴役他们的图谋发生尖锐冲突。

　　思乡情结升华为家国情怀，是促成东归的有力动因。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清朝在对远处异域的土尔扈特人关系处理上，正体现了其民族政策中“恩”和“抚”。

　　深层原因则是土尔扈特人对祖邦故土的文化认同。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由康熙帝派遣的使团到土尔扈特探望时，阿玉奇汗向使团询问故乡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情况，表示出对故乡的极大关心。他向来自故乡的亲人倾诉，蒙古“衣服帽式略与中国相同，其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

　　马大正说，文化具有超时空的稳定性和极强的凝聚力。文化认同始终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黏合剂”，政治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是培育社会成员国家统一意识的深层基础。国家统一固然取决于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但文化认同却是物质力量无法替代的“软实力”，是一种更为基础性、稳定性、深层次的战略要素。

　　他提出，起义队伍的悲壮义举显示出土尔扈特人一去不返、回归祖国的决心。土尔扈特蒙古与祖国一个半世纪的交往联系，乃是中国各民族之间长期形成的巨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体现，而土尔扈特重返祖国正是这一结果。

　　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的屯垦戍边史

　　18世纪50年代末，清政府实现了对新疆的统一。为确保对西北地区的管辖与军事防御，乾隆二十七年，清政府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作为中央政府派驻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其下设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等分驻各地，管理当地军政事务。

　　为保卫新疆和开发新疆，清政府有计划实施戍边移民，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遣满洲、索伦、察哈尔、厄鲁特、锡伯兵丁携眷属移驻伊犁，分别组成“满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锡伯营”供伊犁将军控驭调遣。

　　马大正评价，此番西迁新疆戍边活动构成一幅西进的宏伟诗篇，这批西进者在保卫新疆、开发新疆实践中建立的伟业引起了历史学家和今天西进者们的极大兴趣。在这股西进洪流中，察哈尔蒙古的戍边队伍占有重要位置。

　　察哈尔，《明史》称“插汉儿”，又作“插酋”，蒙古旧部落名。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和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清政府分两次共调遣2000名察哈尔蒙古兵丁迁入新疆。马大正说，屯垦戍边、开发新疆，这一任务决定了这些兵丁是“携眷”以及“永久驻防”。从现实生活看，当今生活在新疆，主要分布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察哈尔蒙古族，是这一特定历史事件中的察哈尔蒙古后裔。

　　马大正强调，察哈尔蒙古在博尔塔拉驻牧后，与相邻诸民族相处是友好的，察哈尔蒙古与卫拉特蒙古的关系尤为亲近，满文档案中留下了他们亲如兄弟的感人记载。

　　祖辈光荣的创业史成为生活在新疆的察哈尔蒙古人长期关注的热点，直至今日仍有不少人还在深挖历史，计划让更多内容集结成册出版。

　　随着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有计划地向边疆地区移民成为清政府的一项既定国策。18世纪60年代后，除察哈尔蒙古外，还有满族、锡伯、索伦等大批兵丁西迁。马大正说，这股西迁开发的滚滚洪流，可让我们更深刻认识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清代得以奠定的历史必然性。

　　维吾尔族经长期迁徙融合形成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中国西北，自古就是多民族混杂居住的重要地区。新疆现有56个民族成份，主要居住有汉、维吾尔、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锡伯等民族。在经过汉代、魏晋南北朝、宋辽金、蒙元明时期几次大的民族迁徙与融合，至15至16世纪最终形成近现代意义上新疆各少数民族。

　　尤其清代，随着政策导向及战争等因素，新疆地区民族迁徙掀起新高潮，不仅是捍卫祖国西北边防、防御沙俄侵略扩张，也促进了新疆民族关系。

　　中国政府2019年发表的《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提到“维吾尔族是经过长期迁徙融合形成的”。白皮书强调，近代以来，一些“泛突厥主义”分子以西迁的部分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融入当地诸族为借口，把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各民族都说成是突厥人，这是别有用心的。

　　马大正指出，语族和民族是两个不同概念，有着本质区别。中国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裕固、撒拉等民族，皆具各自历史和文化特质，绝非所谓“突厥族”的组成部分。

　　18世纪中叶清朝统一新疆后，沿袭准噶尔旧例，多次迁徙南疆维吾尔农民至伊犁屯垦。新疆建省前后伯克制及民族隔离政策的废除，南疆维吾尔人开始自发流向北疆，且迁徙人数愈众，分布地域愈广。至清末，维吾尔人几乎遍布天山南北各大小城镇，连南疆东部塔里木河下游一带亦有维吾尔移民。

　　马大正说，清代是新疆民族的定型时期，并最终形成了以维吾尔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分布的格局。以西迁回鹘为主融合而成的维吾尔人在清代得到了发展。特别是随着新疆农耕经济的发展，维吾尔人分布区域逐步扩大，人口发展迅速，清末人口达到了157万。

　　根据最新发布的新疆地区人口变动情况分析报告，维吾尔族人口在2018年升至1271.84万人，相比2010年增长25.04%。维吾尔族人口的增幅明显高于汉族人口。

　　资源和机会是吸引内地人口入疆的主因

　　在广袤的新疆，汉族的迁入始于汉代的屯田戍守，此后从未中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楼兰、高昌，唐代的伊、西、庭三州及四镇都聚居着众多的汉族，清代又有大量的汉族迁入。其中一些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融合到了其他民族之中，有些则成为了今天新疆汉族的先民。

　　马大正特别提到清代以后迁入南疆的汉族居民。以1864年为界，中央政府针对新疆汉族移民所采取的政策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建立各种制度和措施引导、鼓励内地居民向东疆和北疆流动，而对汉族迁入南疆地区多加限制。

　　同治三年(1864年)后，新疆大乱严重摧残了新疆社会经济。战乱中，来自浩罕侵略者的野蛮蹂躏和封建割据势力蓄意制造的民族仇杀造成无数百姓丧生。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晓霞介绍，1887年，新疆省政府以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内地居民前往垦荒，这一时期民屯劳力由就地招募的民户、军队兵户、遣犯的民户和安插户组成。

　　同治年间左宗棠率军平定新疆，士卒多为两湖人士，战争结束后来疆部队多遣返原籍，但仍有不少人留下居住。1917年，《新疆游记》作者谢彬考察南疆，曾记载洛浦县有汉族移民数十家，其中玉龙喀什镇就有18户籍贯为湖南的汉族居民，以经商为业。以致当时的新疆有“小湖南”之称。

　　清军西征时数万军队入疆，地广人稀很难买到生活用品，天津杨柳青商贩数百名货郎挑上津京等地生产的各种中成药、日用百货等随军做生意，小商贩随部队转战天山南北，这即是“赶大营”。随后到新疆的杨柳青人不断增多，如在喀什新城有一些汉族式的建筑物，喀什城内的汉族商人除了开商铺还开钱庄放债。此外，新疆建省后，内地甘肃、陕西、四川人口纷纷赴新疆谋生。

　　李晓霞在《新疆南部乡村汉人》一书中分析，新疆的吸引力被认为是内地省份迁移人口入疆的主要原因。这种吸引力主要来自新疆丰富的资源、开发的机遇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较大人口容量和较好经济开发条件，为内地人口尤其是来自人口稠密地区的农村移民迁入提供了基础。

　　马大正说，新疆的历次开发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迁入就意味着有较好职业、较高收入的可能。内地人口流入新疆的原因可以解释为新疆城镇经济的发展吸引了东部人口稠密、但自然资源较缺乏地区居民的转移。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不是偶然

　　从清代民族迁徙的方向来看，大致有新疆境内间的民族迁徙、境外民族向新疆的迁徙及内地各民族向新疆的迁徙等三种类型。通过对上述历史的全面阐述，有助于更好理解中华民族构成紧密的整体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长期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跬步集》一书中，马大正写到，综观新疆的民族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多民族迁徙流动、融合的历史画卷。这里是众多民族的共同家园，不仅包括现代居住在新疆的民族，也包括在历史发展中已经消失的民族，而不是哪一个民族专有的家园。

　　马大正还指出，现有的新疆13个主要民族是众多民族在长期的不断融合过程中形成的，而融合的动力往往来自于东部，尤其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带，民族的迁入是形成这些民族的主要力量。一定时期迁入的民族和原有民族在相互融合之后又不断地和下一个时期新迁入的民族血肉交融。就这样诞生了今天中国新疆13个主要民族。(完)

　　马大正，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等。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著作：《马大正文集》、《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中国边疆研究论稿》、《跬步集——新疆史探微》、《厄鲁特蒙古史论集》(合著)、《准噶尔史略》(合著)、《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合著)、《卫拉特蒙古史纲》(合著)、《新疆史鉴》(合著)、《中国边疆经略史》(合著)、《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主编之一)、《清代的边疆政策》(主编之一)、《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合编)，主编“中国边疆通史丛书”、“中国边疆探察丛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