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带一路”非古“丝绸之路”的重建

现在国家提出三项重大战略，其中一项就是“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全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管陆上经济带还是海上，都有“丝绸之路”这个概念。那么，今天讲的“一带一路”，跟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关于丝绸之路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它不是一条路，而是一个道路系统，是由不同路线所组成的一个基本走向。一般是指古代从中原地区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到达今天的甘肃西部，也就是敦煌一带，然后分成三条主要道路：一条称为北道或北线，从今天的敦煌经哈密、乌鲁木齐、伊犁、阿拉木图、托克马克、塔什干，最后到达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第二条为中线或中道，从敦煌经吐鲁番、焉耆、库车、阿克苏和喀什，然后翻过天山经过浩罕，到达撒马尔罕；第三条为南线或南道，从敦煌沿着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的南面，经过若羌、且末、于阗、和田、莎车到达喀什，然后与中道会合，到达撒马尔罕。当然，撒马尔罕不是终点，继续往西，就进入西亚、欧洲和非洲。

　　上世纪60年代，在河南安阳发现一个古墓葬，考古证实墓主人是商王王后妇好。墓里出土的玉器经鉴定用料是和田青玉，这说明至少在3200年前就存在从新疆昆仑山北面到河南的道路了。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第一次命名“丝绸之路”。他提出，公元前2世纪开始，就存在着这样一条从中国古都经过中亚到达撒马尔罕的贸易路线。这条路上主要的商品是丝绸。

　　史料记载，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李希霍芬据此认为丝绸之路开始于公元前2世纪。但是，张骞通西域不是为了经济贸易，也不是文化交流，而是出于军事和政治目的。当时，汉武帝了解到有一个民族叫月氏，原来在今天的祁连山一带，后来被匈奴打败被迫迁到大夏（今天的阿富汗），于是派张骞为特使，想说服他们与汉朝一起夹攻，将匈奴彻底打败。但张骞历经磨难10年后终于到达大夏，却无法说服大夏国王，用司马迁的说法就是“不得要领”，只好回来。

　　等到张骞回来，汉朝已经打败匈奴，并且控制了河西走廊。之后，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次出使没有什么军事目的，却肩负着政治目的，即向西域宣扬汉朝的强大和富裕，号召西域各国来长安朝见。出发时，张骞带了大批礼品，准备赏赐给西域各国君主，其中最主要的是丝绸。一方面，当时西域各国没有丝绸，“物以稀为贵”；另一方面，长途运输，只有像丝绸这样本身价值高、分量轻，又经得起长期储存的物品才最合适。

　　这次通西域后，汉武帝每年都派出使团，源源不断地把丝绸运到西域，并配合着进行一次次扩张。公元前60年，到他曾孙汉宣帝时，汉朝正式设立西域都护府，统治了这片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所以，丝绸一开始不是作为一种正常贸易品出现的。不过，从张骞出使后，西域商人看到有利可图，并且丝绸流通到波斯、罗马那里形成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价格堪比黄金，因而不少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源源不绝地往返于这条路上。丝绸之路就是这样形成的。

　　所以，历史上中国没有主动利用丝绸之路，也很少从丝绸之路贸易中获得利益，在这条路上经商的主要是今天的中亚、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今天我们要建设“一带一路”，肯定不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了，要坚持互通互补互利，实现共赢。“一带一路”能不能建成，关键是能不能形成利益共同体。如果最终能形成命运共同体，那么它才是真正巩固的。

　　今天有个观念，认为海洋即意味着开放，面向海洋就是开放的、积极的、有前途的。这个观念主要是西方的海洋观。

　　古代中国人到了海边，不是看到希望看到未来，而是穷途末路，所谓“山陬海澨”“天涯海角”。而阿拉伯商人因为陆路成本太高，特别是唐朝“安史之乱”后陆路断了，只好改走海路。唐朝以后，中国出口的丝绸、茶叶、瓷器等都是东南沿海生产的，海上运输更方便，运输成本也降低了。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也不是中国人开辟的，严格来说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开辟的。在唐朝后期，广州已经形成了番坊，即国际社区，居住着好几万名阿拉伯人、波斯人；番长即类似于现在的社区管委会主任，也由外国人担任。

　　郑和下西洋，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为了宣扬明朝国威，让沿线小国知道明朝的强大，然后派使者前来朝觐，以此增强永乐帝的政治合法性。但实际结果是，国库空了，大臣都反对。到了宣德帝时，一天他心血来潮要看郑和下西洋的档案。大臣们害怕皇帝又要搞第八、第九次下西洋，就骗他说找不到了，然后把档案全部销毁。所以，今天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都没有了。今天，我们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必需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绝对不能再搞郑和下西洋这样的事情了。

　　所以，“一带一路”不是历史的延续，历史更多提供的是教训。未来需要我们自己去开创，在战略理论、具体政策等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