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文物修复师：跟文物在一起 生命被延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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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表组王津、亓昊楠师徒 图/梁辰

模糊又高级的快乐感

《我在故宫修文物》摄影师张华在故宫文保科技部呆了4个月，见到的王津永远是：衬衫干干净净，领子立得直直的，裤头附近的衬衫掖得严严谨谨。他问过王津：您是当兵的吗？王津说，没有。

钟表组的木门总紧闭着。王津说，开着门不行，太脏了，尘土飞进来会影响机械运转。还有柳絮跟雪花似的，落得哪哪都是，跟煤油搅在一起，多了就脏了。受限于故宫古建保护，文保科技部不能像国外修复室一样装上防尘门、除尘管道设计。

你感觉不到屋内有人——实际上有4位师傅正在忙活。王津的徒弟亓昊楠正低头清洗一个18世纪的铜镀金嵌玛瑙规矩音乐表——顶部有个小圆钟，底部是首饰盒，插着剪刀、梳子、耳勺挖……他把清洗好后发着淡淡金光的小玩意排成一列，放置于一银色不锈钢盆内。中国古代器物大多成双成对，他和王津一人修一个。通常用煤油清洗机芯、鎏金器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稍刺鼻的煤油味，源头是王津桌旁一只装煤油的老式黄色搪瓷面盆，反盖的盖子躺着一只钟铃。王津指着清洗好的几只小神象说，“看，那时的鎏金，洗了就这么亮。”

王津演示工作状态：抽屉往外拉，身体往前倾，手里的古物即便掉也是掉进抽屉。桌子前方被白色的木板挡着，防止零件飞出去。他不戴手套，橡胶会跟煤油起反应。他右手边有个电话，几乎不响，对面的两台电脑也没人碰。偶尔窗外有乌鸦呱呱叫。师傅们都低头干活，不说话。王津说，也不孤单，干活怎么会孤单呢？没事干才无聊呢，坐在那多孤单。没有工作计划，也没有领导催着，想干的时候自然就去干了，偷懒没必要，不存在其他诱惑。亓昊楠低着头，经常是膀胱有点涨，抬头一看，11点了，该吃午饭了。

导演叶君形容这群人像树懒，但不是动作慢，是另一种慢：比如第一天进故宫拍摄，铜器组王有亮在磨一把青铜剑，影子倒在窗户上，全身静止，两只手反复来回擦一个位置，“两三个月还在擦，一直在擦。”有时他们看着钟表组的王津自己做螺丝，一点点儿锉，锉上两个小时。钟表前的小木门有个小缝隙，他得花三四天解决。

故宫钟表的功能主要不在计时而在装饰和表演——这里头的门道就深了。精确最重要。比如他修的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一层就五面，每个面上有不同的功能在转，零件固定在底下的木座上，时间长了就会收缩或者变形。齿轮的咬合就差那么一点点，它就不转了，要调试。轮跟轮之间调试好，还要咬合，一点不能差。王津说，调试钟表不能凑合，没法凑合，糊弄它肯定就搁停了。还不能轻易下手，稍微动错，恢复起来就更难了。耐性都是磨出来的。王津也会急，急了，他就不干了，再干有可能还出篓子，就先上周边转转。等心安了，接着干——他的师傅这么教他，他这么教亓昊楠。

王津今年55岁，个子瘦高，站立时双手叠放在身前。他说话温雅，有些害羞，采访时双手反复搓着那副金色细框眼镜的眼镜腿。他的专注力极高，一秒也不会走神，逻辑清晰，像钟表内精密的发条，这不只是出于礼貌，也源自职业素养。亓昊楠说师傅从不发火。跟着师傅两年，他在热闹的地方也呆不久了。师傅在他眼里一点不显老。办公室的姑娘在一旁笑：这师徒可是我们科技部的颜值担当。

16岁那年，因祖父在故宫图书馆工作，王津有机会进入故宫。头天报到，老厂长领着他到各科室转一圈，问他：喜欢动的东西还是喜欢静物呀？他走进暗哑的钟表室，案子上的一盏台灯照着一个铜镀金的座钟，师傅拧好发条，这钟里就传出了音乐，还会动。师傅挑徒弟时，马师傅看他岁数小，就留下了。没有仪式，马上开干。起初他只能在非文物上练手，把两个残破的小闹钟反复拆，拆完了装，装完了拆，再清洗。练手一年，才开始碰文物。马师傅不太严厉，徒弟活怎样他心里有数。

当年的故宫比现在静，整个北京城也静。外地人进京还得登记。王津家在故宫南面的景山东门，每天走路上班。那会儿故宫门票才一毛钱，游客也很少。当时故宫跟景山公园隔着的马路还没有铁栏杆，也没啥车。夏天，王津中午在故宫吃完饭，先去什刹海游泳，再回来冲个澡，继续上班。冬天就出去滑个冰。

1982年王津离开师傅到广东省五羊博物馆修了一座钟，此后就独自干大活。2009年轮到一座有相当难度的 “老人变戏法钟”。这钟不大但很丰富：有音乐，有小鸟叫，还有转花，花朵中坐一小人，人的头发、眼睛会动，一手拿一小碗扣在桌子上，手一抬起来，底下是一只小鸟。扣上打开，底下变成4颗小红豆，扣上再打开，变白豆了——靠几根拨片，这一切就活了。当时里面零件几乎坏了，杆子折了，小鸟交换的气囊全被虫子咬烂。大概研究了一年多，王津和同事才让小鸟复活。跟其他钟表一样，没任何文献可参考，师傅们反复看着大钟，凭借对机械原理的理解和想象力解决问题。

故宫有1500多件钟表，王津修过两三百件。剩下的钟破损程度很严重，也更费工夫。王津说，再难，也没有修不下去的钟，难点就是慢点，一点一点琢磨。他从不同时修两个钟，一个个来。遇上复杂点的钟，修上个半年是常事。因为现代技术的保护，多数钟也就有点小毛病。一辈子赶上一件能大修，他很珍惜。

花一两年功夫，一群玩意在眼前活了，这种征服感王津很熟悉。2007年，他和朋友自驾进入川藏北线，隔数十公里才有一个小村，路实在太陡太坑坑洼洼。夜晚，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原上的星星很低，四周是黑压压的小山包，特别静。大家都觉得太难了，车最后还是开到了珠峰顶，远处日光照着雪白的珠峰顶。他说他没法形容当时的感受。在三十平不到的小屋里，日复一日，他获得的也是日常语言所不能描述的模糊又高级的快乐感。

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事

2016年春季，《我在故宫修文物》在B站大红。铺天盖地的公众号在赞美一群故宫文物修复者，在纪录片制片人程博闻看来，这是大众的一种自我投射，“是我们想要成为那样的人。”

“你就觉得他们特牛逼，一辈子就心无旁骛做了这么一件事。”程博闻说。

这是历史上首次有摄像头对准故宫的修复部门——一个静谧的“农家院”：树很多，樱桃树、杏子树、枣树……地上跑的有土鳖、壁虎、黄鼠狼，传闻还有狐狸。天上飞的有喜鹊、乌鸦、鹰。人与环境合一：王津的手有股淡淡的煤油味，铜器组师傅手上则有锈。张华想，要是换在写字楼里，人的状态可能完全不一样。“在这样的大院，临摹组的师傅才能体会到作者下笔时的心情、触感。”他被师傅们工作的质感吸引，“特别美。”

“闯入者”多少给这里带来了骚动。采访到一半，一位姑娘走进屋来问，“王津老师，跪求您签名啊，我都给推了三次了。”王津害羞笑笑说，待会吧。“经常有人找你要签名吗？”“没有，很少，肯定都是小孩。”

最近他坐103路公交上班，俩陌生人冲他来了个“迷之微笑”。坐飞机去重庆，有空姐送枕头给他。王津还奇怪，为什么外头人人吵着要给他当儿媳妇，都没问一下他是否有儿子……但他也有冷幽默，“这下我找儿媳妇好咯。”

在王津看来，没人关注是正常的，“普通的工厂工人，不也没人关注吗？不也自己干自己的吗？”故宫老一辈的艺人大多如此。比王津年纪大些、皮肤黑、表情有些凶的木器组师傅史连仓3岁的时候就住在故宫边上了。父亲在1982年从故宫木器组退休，他进入了木器组。五十多年的时间就从故宫流过去了。在临近拍摄结束前几个星期，即将退休的史连仓跟摄影组讲起小时候吃过故宫的野菜。他一辈子都贡献给了故宫。然后两分钟没说话，眼泛泪光。大家也不吭声，静静等着。

5年后王津就要退休，他准备返聘。他对外界有点不理解，为什么年轻人一直跳槽？做一件事不是挺好的吗？钱对他而言，够吃够喝行了。工作桌旁放着一堆《名表》杂志，十几年来他经常参加各种展览。收藏圈过分商业，他没多大兴趣。外面钟表一生产就一万个。故宫的钟，一辈子只能见一次，修好了就进库了。他指了指旁边放着的一个待修的铜镀金乐箱水法跑人双马驮钟，“这在市场上，值个过亿吧。”

程博闻有过问号：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事会不会很乏味？他后来想，只做一件事，一个人拥有的诚心，很可能跟他第一次做这个事一样。他不再依赖花花世界，“有他自己的幸福感。”

想到库房里还有数百个钟没有修，王津心里着急。“如果都修好了该有多好啊，起码我能看着啊。”采访中王津反复说，自己看着高兴就行了。那个大男孩在16岁找到热爱的大玩具，40年后，能跟人分享，他同样高兴。

《我在故宫修文物》拍摄临近结束，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还差些没修好，王津跟摄影组说，他希望能尽快完成，让这座钟能留在影像中。不然，他自己也不能再看见它了。后来他做到了。王津说，他希望未来每修好一件就能录一个视频，观众手机一扫码，就能看它活过来。

有那么一刻，我能感受到这个地方的珍贵。当时我们身后传来一阵异常清脆的铃声——来自一座刚修好的大钟。王津说，靠现在的技艺，很难复制出同样的声音——钟铃的材质不是纯铜，制造工艺失传了。“真假完全能听出来，假的就没那么清脆。像这种小钟铃，基本上做不出来了。”

他拿起黄色搪瓷盆上的银色小音铃，“这绝对不能掉地上。这钟铃特别脆，跟敲瓷器似的，掉地上就跟小瓷碗似的，一摔就成好几瓣。”然后用一根针状的工具在小音铃上轻敲，发出一串清脆的小调，最后一声“叮……”他右手轻轻往外拉，做侧耳状，“你听，特别长。”他又敲，“Do Re Mi Fa So La……”

这东西你琢磨过吗？

跟王津轻松在故宫生根不同，生于1978年的屈峰曾用了两三年时间逃离故宫高墙。在逃离情绪最浓烈的2009年，他创造出了两个雕塑：一个叫《云翼》，小人身上背着一朵云，飞起来了；另一个叫《木偶的游戏》，一木头人手里拿着一木头在雕——意指他自己是一个木偶，玩的也是木偶。

“我不甘寂寞，我不愿闷下头来一辈子做匠人，我想把事情做得风生水起，被人看见。” 文保科技部木器组组长屈峰眉毛紧蹙，用极快的语速说道。对屈峰来说，故宫匠人的工作更接近复制古人的创作，缺乏自我表达的空间。程博闻理解屈峰：“匠人”精神如今在国内备受吹捧有个时代语境——人们太过浮躁——这也是纪录片大火的一个原因。

挤在游客群里的人很难体会到，一踏入故宫西北角的文物科技部，人就被一股冷气裹住（冬天的故宫比外面低3度）。故宫的女生大多手脚冰凉，常讨论谁掉的头发多。但跟屈峰粗犷的气质相称，木器组的环境有着蓬勃生气。隔壁组女生多，所以木器组的WIFI取名叫“你们心目中的男人”，“如果蹭WIFI，呵呵。”门经常敞着，正中搭了个棚，种过南瓜，接下来准备种葡萄。一只小野兽蹲在门右侧——由一个树根、石兽头还有两只生锈镰刀组成。花盆里种了玉米、西红柿，靠门左侧有个鱼缸。两灰一花3只猫被训练得永不进屋。屋内杂乱：墙上挂着史连仓父亲和其他文物修复者的黑白合照,角落堆着大大小小的花盆、书刊杂志，窗边挂一串干葫芦。一块紫檀嵌玻璃画插屏屏帽碎成几十块，被放在不同的工作桌上。

巨大工程刚开始，“你看这墩，一共7个，现在少了3个，得复制出来。你看，这碎的，跟拼图游戏似的。现在不好看，组合起来就好看了。你看，鱼纹、蝙蝠，还有个寿字。”屈峰说。修好的文物漂亮，比如一把立在砖地上的红木蝠寿万代椅，透着红光。

年底，他们会搬到故宫西边城墙边的新办公楼——更现代化，更科学。“只有植物留下。”全院人不舍。

——他从农村来的，对那些植物动物不觉稀罕。签三方协议那天，他在门口窄巷子徘徊了一小时。他热爱当代艺术，专业成绩又是最好，这份工作意味着他要放弃当艺术家的梦想。但在故宫工作毕竟稳定，有基本收入，提供户口。毕竟一些美院雕塑系毕业的同学，至今还在798艺术区里打拼。

屈峰粗眉细眼，性格火辣辣、急冲冲。年轻时留着长发，因为热爱艺术，从西安费尽艰难考进北京。他说话耿直，内心细腻，糅杂了江湖气和学者气，科技部人称“屈大侠”。有时他觉得摄影组的问题弱智，直问：之前你经过大脑考虑吗？

他在文物面前很慢，被逼的。刚进故宫不久，他给一个玉山子底座补配一只缺失的底足，一下做完了，师傅说，你做快了。屈峰问，做快了不好吗？师傅说，这东西你琢磨过吗？屈峰愣住。

这10年他最大的获得是磨性子，对着文物静下心所需时间从一小时减少到20分钟。“这家伙就是一个死的，不管你怎么着对它，它都那样，最后你就干脆算了，你这样我就这样咱俩耗，这就是一种修行。”

屈峰爱琢磨理论，文物科技部的老师傅却大多因“文革”错失了高等教育，这让他有些孤独。最不适应的是，他着迷于想象力和创造性，修文物却必须严格按照规律来，“有时是一种限制。”木器组修复的大多是实用性家具，有些审美价值不高。有时他看到一件家具，“很丑，老想给它改了，老有那种冲动，理智告诉我这事你不能干。一个丑陋的东西，你每天还得按照它丑陋的方式给它修复。直到慢慢接受，丑陋也是一种存在。”他最喜欢看的是书画，常隔着距离围着修复古书画的人看，或在雕塑馆转悠。

起初的待遇也让家境一般的屈峰沮丧。当时他在望京租房，6点半起床赶班车，他总赶不上，老打车，月工资一千四百多，根本不够花。

大部分人不能一下适应故宫封闭、孤独的气场。摹画组巨健伟刚到故宫时，只能磨墨。又花整个月，学画一条竖线。木器组谢扬帆第一份工是严格按照尺寸要求，把木头刨平，做成大小中号3个刨子。他承认刚开始有点躁，“憋着鼓劲，老想用劲但又不敢使大劲。”

我从一位同行处听说，故宫是京城非常难打交道的机构——程序繁琐，非常严谨。叶君本打算做动画扫描，结果扫描文物的审批递交后7个月也没下来。刚进入这个院子，我确实感到有点憋。这里有故宫惟一一道电子锁。记者和摄影师被告知不要分开行动。为保护文物安全，采访时两位办公室的姑娘在一旁陪着。

文物修复者的工作流程严谨谨：提取文物前需要一连串手续，再研究文物伤况，做实验、拍照、记录、化验、进一步论证，再试探性地去修。“累，烦琐，就是烦琐，你老是这个流水作业。尤其你要是干旧活，天天一个样。你要是经验不丰富也麻烦，还有寂寞。”书画修复组的徐建华对叶君说。

屈峰有时听外面朋友聊股票：哎呀，简直天方夜谭。他一说文物，对方觉得还不如聊股票。

今年4月，作为科长面试新一拨年轻人，他给毕业生提醒：你们知道这个工作性质吗？想过自己的性格合适吗？一位年轻人说：“一想到每天都能接触文物，就心潮澎湃！”屈峰说：“这个地方可不能澎湃，一澎湃就麻烦了，还是要冷静。”

王津那一代人对工作并无太多选择，但对故宫的中生代而言，时代是另一种面貌——经济蓬勃，世界花花绿绿，多元的价值观极具冲击性。即便如此，他们大多人也在故宫呆了10年左右。程博闻经常问他们：没想过要离开吗？多数答案是：在故宫前5年，每个人内心都很挣扎，他们不断自我对话，再自我和解。

纪录片中，屈峰有一段话被剪掉了：他希望外界不要特殊化故宫文物修复者，“外界把我们想象成超人、非人，给我们造成很大压力，我们也是人，也要吃饭，要面对经济压力。”他认为自己从事的是高危行业，“绝绝对对高危。”“本来可以得心应手的问题，到了一级文物身上，恰恰是由于它的‘身份’，你反而没把握。你会双手颤抖。问题是，有些东西永远不碰不行，我们只有是在实践的过程中才能去（把握）。当这种压力变大了，很多人不就宁可不动它。现在形成这种慎之又慎（的风气）。外界有没有想过我们承受着这样高危压力，谁给我们买过高危保险呢？”

慢与快，守与破，并不对立

2009年，屈峰整整反思了半年，想通了：他留在故宫，把自己看成学者而非匠人。老前辈说文物修复靠感觉，但屈峰研究其中学理，介入到文物修复的理念：每进来一个文物，他和同组人都先激烈辩论，文物要保留的到底是什么，再制定修复方案。比如某个文物破了个口，影响它最重要的审美价值，那补还是不补？他不希望修复文物只按传统套路——体现人的价值，“复活的意义，是要了解当时的时代审美是什么，格物格物，物是人创造的。传承文化，要传承这个。”

这些天他琢磨一把黄花梨六方扶手椅子：从构成关系上讲，它变宽，一宽就显得不好看了，空荡荡的，但是，它又有个办法把这个“空”给破掉了，它的横截面就跟梅花儿式的六瓣。一下子不空了，丰富了。屈峰为这张同时具有儒学价值和高标准美学的椅子写了一篇论文，“为什么只是出现了几把？因为材料缺失呢？还是其他？”

红墙内的日子不像过去那么呆板单调了，屈峰逐渐找到自己的天地。去年他给故宫院长单霁翔写信，建议成立一个雕塑研究所，院长批了，他挺高兴。

他显然有自己的理念。比如故宫修复恪守修旧如旧的原则，但在屈峰看来，“什么叫旧，你界定了旧你再谈修旧如旧，对不对？历史的痕迹要不要？比如说《芈月传》摆了很多锈了的青铜器，绝对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当时的贵族会给家里摆一对生了锈的东西吗？有人认为残缺是美，但有的残缺真的不美。你进了故宫，红色的墙上掉下来几块墙皮（漆），你会觉得它美吗？但故宫古建上的彩绘可能有一些破旧，你在原来基础上把色彩补一下。”屈峰认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以日本修寺院为例，日本隔3年就把这些寺院全拆了，重建一个，它的修建观念是另一种认识观——保留的是技术。

戾气渐渐消化，2009年他的作品“云翼”也在一个展览上被香港一位藏家买走。在这个城市的另一端，屈峰有个小小的工作室，他没停止自己的创作；也有个热闹的艺术朋友圈，在雕塑圈内有些名气。

在程博闻看来，故宫的慢和外面的快，匠人工作的守和艺术创造的破，对这些师傅而言并不对立。“这么多年，他们内心肯定找到了平衡点，才是现在这个状态。真正的大师一定接受所有，有海纳百川的力量。”正因如此，摄影组能走近他们，大家也才那么喜欢他们。

纪录片里有不少师傅们出宫的镜头，脱离狭促的拍摄空间，风吹进大巴，他们的脸上添了放松、洒脱之意。

古典梦想

在故宫拍摄的4个多月里，出生于1989年的夜猫子程博闻每天5点半起床，从南四环花一个半小时骑自行车到故宫。叶君则从城西骑过来——好几条裤子给磨破了。拍完纪录片，他们也跟故宫的年轻一代修复者一样，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

80后成长于中国经济急速增长的时代，家境殷实让他们在人生选择上可以实现更多自我意志，但自由往往意味着在选择面前陷入焦虑。通常有两类工作吸引程博闻的同龄人：一是能经常出差，接触各类不同的人。二是能一夜暴富。程博闻属于前者，喜欢到处飘，完全安静不下来，“人生不就应该让自己爽嘛。”

但他们到了故宫，看到一群年轻人安静地在干活，抬头跟他们打招呼，“嗨！”到了中午，大伙齐齐埋头睡午觉。程博闻尤其记得其中二十多岁的周健翔，个子很高，脸上不太有表情，只是低头细致地干活。周末在外面学满文，“在故宫工作能用到满文的地方就是匾牌吧。”

大多数年轻的文物修复者是毕业于艺术院校的优等生，他们喜欢对人生进行思考、自省，想要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想要找到自我存在的意义。跟这个国家其他文艺青年群体相比，他们少见地热爱中国传统艺术，葆有古典梦想。

纪东歌高考前就确定自己的人生方向，读中央美院的文化遗产专业。跟北京每个小孩一样，她对故宫的红墙绿瓦有情结。她第一次去故宫是两岁，记事儿是6岁——回忆里有“建极绥猷”（太和殿）和“正大光明”（乾清宫），细腻的香灰砖。珍宝馆里的玉器珠宝非常精致，小女孩眼前一亮。长大后，纪东歌日复一日，每个黄昏骑自行车路过太和门广场。

刚做妈妈的纪东歌微信接受记者采访。她形容自己“比较独，从小喜欢自己思考，喜欢传统，比较固执”。作为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的父母支持女儿的选择。后来她在北大文博学院听课时，接触到上海的陶瓷修复高手于爱平老师，主动拜其为师。后来她又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陶瓷考古与研究专业研究生。她太清楚自己的性格了，像上海师父一样做修复，收入会比在博物馆或研究机构高很多,但她宁愿在博物馆做一名修复工作者兼研究人员。她就喜欢单纯的环境，不用考虑物质或名利干扰，单纯面对文物。没什么比自我价值更让她快乐。

镶嵌组的罗涵也对自我有着清晰认知。本科就读于中国地质大学珠宝鉴定专业，她对中国古代玉石的兴趣源于一门古玉鉴定的课，“西方以审美为主，但东方会把人的品质比作玉，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你要像琢磨玉石一样打磨自己，把自己变成更优秀的人。”后来在中山大学读研，她对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和广州南越王墓的玉衣片进行检测分析时，再次被汉代古玉的精美工艺强烈吸引，“特别大气磅礴。”进故宫工作的愿望自然发生——从事古董珠宝研究和评估，没有比故宫更合适的地方了。

罗涵一头利落短发，大眼睛高鼻梁，举止间有股侠义之气，拍照时她笑嘻嘻问摄影师：我帅吗？对于人情世故，她心思并不复杂，穿嫩粉色皮衣是因为保留了纯真而非自恋。她的微信头像是国产动画的小怪兽比丢，朋友圈很少转艺术之外的内容——最新一条是匈牙利女摄影师Little chipiee的作品《You live only in my memories》。

这份工作多少让身边人难以理解。同学们叹息她可以去珠宝行赚更多。父母希望她在离老家福建更近的广东工作。

为杂志拍照前一天，罗涵翻了一整晚衣柜，精疲力尽，一无所获。她心里泛起少有的失落感。然后她在一件嫩粉色皮衣和淡棕色皮衣之间踟蹰，皮衣帅酷，是她的风格，但颜色太休闲。她承认，这样的时刻，自己会羡慕那些从事珠宝商贸年薪数十万的大学同学。月薪几千，她没法在衣服上花费太多。在故宫文保科技部工作，年轻人穿得最多的就是一件靛蓝色的大褂工服，或者是系一条右侧印有红色字体“故宫博物院”的黑色围裙。

故宫附近最近地铁到文保科技部也需要25分钟路程——这对每个年轻人都是噩梦。木器组的谢扬帆听了学长的劝告，第一年就买了辆摩托车，每天骑摩托车到地铁，再转公交到故宫。艺术青年习惯熬夜，前半年他根本起不来，特别困。但外地年轻人想留在北京，故宫有它的优势：工资不高但解决户口，还能有美学沉淀。

谢扬帆也有过跟学长屈峰一样的适应过程。跟屈峰一样，谢扬帆以前是留过长头发的艺术青年，刚开始会着急，做雕塑做躁了，啪，就扔了，砸了。现在不行，有责任了，得谨慎、得慢一些。在故宫两年，他显然适应得不错，这可能跟他本身稳重、温和的性格有关。在他看来，故宫工作是跟外面不同的一个体系，给予他平衡的力量。从视觉上来说，他在故宫里外来回切换，也不会感觉到疲劳。思维主要是慢、谨，而当弦绷得久了，他也偶尔搞点创作。

不惧未来

刚进镶嵌组时，罗涵反复练习把贝壳磨成片料，学雕刻能力，再学镶嵌技术中关键的粘接程序，包括传统胶粘剂的熬制、配比和粘接手法。罗涵用手指圈了个硬币大小的圈，“我修过一个很小的如意嵌件，上面的小珍珠才0.3毫米，非常多，往上粘眼睛根本受不了。”因为使用手柄式玉雕机，她的手腕时时酸痛。性子也越来越慢了。一回家母亲就说她：这孩子，怎么啥事都不着急。

部门和科组领导会委派年轻人做力所能及的修复工作。2013年联合国总部装修，罗涵参与到1970年代中国赠送给联合国的象牙雕作品《成昆铁路》的搬运项目中。《成昆铁路》由8根象牙组合而成，雕刻特别精细，稍有不慎就可能出问题。罗涵负责材料加固。“这种机会别人不会有啊！”她藏不住得意。去之前压力也是极大，“特吓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有时她也晚睡，为了写镶嵌文物的相关论文或修复报告。她必须花时间积累经验。她还没到外面去讲课，阅历、积淀都不够，“积累比假装更重要。”

罗涵毫不犹豫地夸起自己修复过的宝贝，“虽然在当时屏风很普通，就是一个日常用品，但它背后工艺不普通”，和当下作品最大的差异在气场：罗涵见过一只如意头——多层镂空工艺的玉雕上有一只正在飞翔的白鹭，四周连枝缠绕，第一眼就被震住了，“造型非常有风骨。”不像现在一些作品有形没神，罗涵看到的古物是“神形兼备”。她常常能感受到手中器物的制造工匠“有非常高的美学追求，手工工艺非常高超。中国古代工匠不像西方雕塑家对人体骨骼理解深刻，但古人做的东西有风骨。不像现在有些东西只有肉，没有结构感觉，没有任何力气，特别软”。

每天早上8点，罗涵从东门进入故宫，外面的声音啪地被彻底关上，只有跟鸡一样大的乌鸦在头顶嗷嗷叫。她穿过太和门广场，再走过断虹桥和一片银杏林，前后15分钟，她逐渐获得平静和思考。某种程度上而言，故宫里外的世界截然不同，外面在变，故宫文物科技部固守的是不变。“反正也不用跟着未来走，你不必害怕变化对你的影响。可以不惧未来。”罗涵说。

谈起故宫，罗涵陷入长久的沉思。记者建议先聊聊她喜欢的故宫角落，她大大松了口气，描述起春天的故宫文华殿前开的海棠花很美。忽然她的回忆就荡漾到接触文物的时刻：沉浸于巨大的美感，对比之下，许多事算什么呢。

在她看来，追寻心里头最想要的，才是事。比如去瑞士看巴塞尔钟表展就很重要。此前她一直被各种理由拖着。今年她想，为什么不去？为什么给自己找理由？“我就要单刀直入，就要去见它们。这是在故宫工作给我的力量，要突出重围。”结果3月她去瑞士的照片下面一阵点赞。她想，这些朋友假期比她多钱比她多，可没人迈出这一步。

“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我没有迷失，我反而更清晰了。”罗涵说。她也曾争先恐后，读书时特在乎奖学金、评级、争优秀。现在能跟那些浮动的欲望保持距离，“看古代人做的东西会有敬畏感，自己小小的情感并不那么重要。”

举重若轻，活在此时此刻

故宫雕塑馆。一位姑娘拉着同伴，“走啦，我们去看国家博物馆，这边的展品只是毛毛雨。”

2012年，故宫已成为世界上惟一一个每年接待游客超1000万的博物馆。去年6月13日起，故宫试行每日8万人次的强制限流。这8万人大多来自全国各地，老老少少由旅游团带着，从午门进去，再穿过中轴线，最后从神武门出去。相比三大殿门口积攒的人头，雕塑馆、陶瓷馆、钟表馆、珍宝馆人数寥寥。

在罗涵看来，中国百姓对文物的关注度不高，对博物馆认识也滞后。故宫的宣传也不同于台北故宫，后者将翠玉白菜、肉形石写在了宣传手册最显眼位置。“陶瓷馆我们没做什么宣传，但里面放了什么呀？鸡缸杯哎。放了永乐和宣德年间的青花！随便拿一件都超贵，都没有独立展柜。宋代五大名窑摆好几件，没人看。所有人跟我说到故宫看什么？我说陶瓷馆啊，三天逛不完，为什么不看？瓷母、汉代的陶品、唐三彩，一排放着，没人看。”总有人问罗涵到故宫看什么，罗涵反问对方：你做一下功课行吗？

文保科技部火了，罗涵早有预感。“这份工作太特别了，这是历史的必然。”

科室老师问过她，为什么不去故宫其他部门？她清楚这个时代“完全崇古或完全创新都不可能”，“科技部是个古今相结合的部门，需要很多新东西支撑我的修复技术。”果然，这几年文保科技部在故宫的权重不断提高。

研究生毕业时研究新材料的同学纷纷涌向国外，唯有罗涵笃信中国传统工艺已经很优秀。某种程度上，对中国传统艺术的了解帮助罗涵建构了清晰的身份认同——关于自己是谁，她真的很少疑惑。但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情感大部分时候不会引起同龄人共鸣。有一次她跟朋友说，上世纪法国女性设计师Suzanne Belperron作品中的刻面宝石镶嵌受到东方元素的影响，朋友一脸不懂。最近故宫正在展出俄罗斯著名金匠法贝热的装饰花卉，罗涵在微信上给我发了几张中国传统珠宝玉石盆景的图片，“有些地方不及我们清中期的工艺，你看，很美。”

她非常相信自己的工作，“10年之前故宫还没人关注，曝光后就完全不同，因为之前还没回到历史舞台上。我们太缺乏对传统的探讨了。大家都认为国外文化好，其实中国古人达到很高的高度了。包括世界观、人生观，古人已经给了我们答案，我们自己不要。”她认为国内缺乏对学生的审美教育，初高中历史太多政治色彩，美术课也往往被大家忽略，学生很少直观感受到中国古代艺术品的美。

在故宫罗涵获得一把校准自己位置的尺子：你试着做遥远古人做的东西，你知道自己可能一辈子都做不出十分之一。她认为自己还谈不上是个匠人，“工作性质不同，手艺也够不上（匠人），还是个技工。”

修复者有修复者的命运。“你没资格、也没办法自恋。做的人比修的人牛多了，他们是创造，我们是修复。手里的作品已经在一个高度了，你怎么可能自傲？充其量对自己挺满意，有些人没看到这个高度，觉得自己看到的极限就是极限，但真实的极限远很多。”

3月18日，“两岸三院同人书画交流展”开幕，墙上挂着一幅临摹室陈露画的纸本设色画《蝴蝶》：一位穿着白色吊带的女孩，短发齐肩，蝴蝶停在她的手上、额前，还有的在她头顶飞。这是陈露创造的另一个罗涵。罗涵在朋友圈贴了这张图，写道，“感觉生命被延长了，谢谢陈露。”

故宫于她的意义也是，“跟文物在一起，生命被延长了。” 她实实在在感到自己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你加入到历史中了。文物永远都在，你对它进行修复，在历史上写下自己的一笔。”

文物从过去走来，又拥有无尽的未来。取消了时间的禁锢，罗涵恰好是活在此时此刻。这些文物修复师，亦是如此。

如同导演叶君告诉我的，进宫两三个星期后，他才拿到拍摄这部纪录片的钥匙——当他看到大伙在打杏子，杏子烂了一地被蚂蚁啃食。他羡慕师傅们的举重若轻，“哇塞，这真的是国家一级文物吗？这么破。这些人真是高手吗？有些人还是啤酒肚啊。”

周末的星巴克极其吵闹。3个小时里情绪饱满、高亢的屈峰，忽然缓慢了一会，说起自己最喜欢故宫的一片银杏林，去年冬天雪来得早，满地黄色蝴蝶状的落叶，藏在特别好看的白雪里，金灿灿的。

然后他念起中央美院导师跟他说的一句话：“真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吃大苦，甘寂寞，耐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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