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疆长大：新疆给了我精彩的人生

　　我于1957年11月出生在昌吉州呼图壁县雀尔沟镇，这是一个以哈萨克族为主的牧业镇，我的一小部分童年时光是在那里度过的。在我的记忆里，带给我最多快乐的还是搬到昌吉市一座大杂院里的那些日子。

　　我的父亲是一名知识分子，他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被送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哲学专业。在几十年的生活中，父亲一直标榜自己是唯物主义者，但我看他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浪漫主义者。而我的母亲和任何一个家庭妇女一样，扎根生活，她所信奉的哲学就是如何让一家人吃得饱穿得暖。性格迥异的父母造就了我，使我既崇尚哲学与艺术，又懂得生活的哲理。我的人生经历非常精彩，充满了机遇，那些经历、阅历与机遇变成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滋养着我，培育着我，直到今天都是我笔耕不辍的动力。

　　 最美的记忆：童年时代的大杂院

　　我们一家在20世纪60年代初搬到了昌吉市，住在昌吉州党委、政府机关家属院。这是一个有着十几栋平房的大杂院，住着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机关干部和他们的家属，大部分是汉族干部，他们大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祖国各地到新疆工作的知识分子、军人和工人，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家里都有藏书。这些书伴我度过了最快乐的童年和少女时光。那些叔叔阿姨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洒了平等团结和睦的民族关系理念。

　　童年的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录音机，读书就成了我们这一大群孩子的主要游戏。那时，大杂院的中央有一个特别大的井台，井台旁边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榆树，我们每天傍晚就围在大榆树底下轮流讲故事。讲的都是我们大家轮流传递阅读的世界名著、中国名著，其中最多的是苏联名著。我至今都不能忘记自己如痴如醉地阅读《三国演义》、《科尔沁大草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等文学作品的情形。

　　我家里没有汉文书籍，我都是从大院里的汉族叔叔阿姨们家里借来读的。

　　在大榆树底下，我聆听年长于我的汉族哥哥姐姐们讲故事，百听不厌，甚至听他们讲鬼的故事，吓得整夜睡不着。后来，我听得多了，也开始讲故事。更重要的是，那时，我们也模仿八个样板戏，编排一些小小的戏剧，很是热闹，过足了瘾。

　　现在想一想，那个时候我们将小说变成戏剧的过程就是架构小说能力的初步训练，虽然当时的“剧本”结构很粗糙，但在这个过程中对人物心理的揣摩、对情节发展的安排都是一种难得的锻炼。

　　大院里的人们彼此都很熟，各民族之间相处得非常愉快，我们互相尊重彼此信任，从来不分你我。有时他们会把孩子放到我家让母亲帮着照看，有时还会把钥匙放到我家。我去他们家里往他们床上一滚就玩开了。他们的孩子来我家也很随便，饿了就找我母亲说饿了，我母亲就像看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给他们食物。那时，母亲每一个礼拜都在馕坑里打馕，馕烤熟了，立即会围上来一群汉族孩子，母亲会将热热的馕掰开分给大家吃。那些汉族叔叔阿姨也围在馕坑周围，用谦和又好奇的口吻不断问母亲：“为什么馕坑要先生火后撤火？”“为什么生馕底部要抹上盐水才能往馕坑打？”而母亲总会笑呵呵地一边打馕，一边不厌其烦地讲述其中的道理。这些情形是我童年记忆里最美的画面。汉族阿姨们也常常过来指点母亲炒菜，蒸馍馍，做汤，以至于母亲后来做的饭炒的菜非常香甜可口。

　　几十年过去了，那个大杂院慢慢散了，高楼大厦在那里拔地而起。那些叔叔阿姨给了我知识、智慧，用自己的一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使我学会对国家对人民忠诚。后来有一次我偶遇儿时一个朋友的母亲段成萌阿姨，我们站在路边一起回忆了那个大杂院里的日子，说着说着我俩都流泪了。阿姨对我说：“哈依夏，你是一个作家，你一定要把我们那代人和谐的民族关系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