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至深至爱的手足情：利用一切机会保持联系
张学良
张学良姐弟与母亲在一起。左起为张学良、张冠英、张学良的母亲、张学铭
血浓于水。张氏手足情确实感人。
张学良将军一生中有一个姐姐、五个妹妹和七个弟弟，共十四个兄弟姐妹。他们分别是大姐张冠英，妹妹张怀英、张怀瞳、张怀卿、张怀曦、张怀敏。弟弟张学铭、张学曾、张学思、张学森、张学浚、张学英、张学铨。
张学良一生中，他们十四个兄弟姐妹充满着至爱深情。尤其是在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岁月里，他们之间利用一切机会保持着联系。可以说这至爱、至深的兄弟姐妹情意是张学良将军幽禁岁月里的一缕缕阳光，照亮了他那凄苦、寂寞的日子。
大姐：千里送书
张冠英是张学良的同胞大姐。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亲自送蒋去南京，遭到扣押，张冠英闻讯悲痛欲绝，她拜托东北军和西北军去探望张学良的将领，多次给幽禁中的张学良送去补品和东北的土特产，给囹圄中的胞弟以安慰。
张冠英从1937年秋以后，便与张学良失去联系。直至1947年1月的一天，她忽然收到东北军元老莫德惠由南京转给她的一封信，这是幽禁在台湾的胞弟给她写来的一封亲笔信，十年生死两茫茫，张冠英为再次得知张学良的下落而倍感高兴。张学良在信中写到：“我数年来精神甚好，身体也不坏，惟独眼睛有点花了。也许是这几年来菜油灯下看东西的关系……请你们不要挂念，尤其是身体，我自己会照应我自己的。您送来的东西，现在谢谢您。我晓得您手头并不松快，下次不用带东西了，留点钱给孩子用吧。此复 即叩 年禧！大弟良手奏。”张冠英捧读胞弟的家书，热泪长流，泣不成声。对于姐姐来说，父母双亲皆已去世，最大的寄托就是张学良的安危。大难不死的胞弟原来是被囚禁在台湾，她的心终于落地了。
1947年的新春刚过，张冠英准备到台湾去探望张学良，生性多疑的蒋介石对张学良至亲的探视控制得更严。好在莫德惠得到蒋的同意，特许于1947年5月再次去台湾。张冠英立即准备了一些生活用品，还有她与全家人的几十幅照片，并书家书一封托莫德惠带去。
在张冠英的翘首盼望中，1947年5月底，莫德惠终于将张学良致她的第二封信带到西安。在信中，张学良托她买一部《明史》，张冠英收到信后，立即到西安城两家古旧书店去寻找，可惜的是没有张学良需要的那种。张冠英又专程前往北平，终在北平买到了一部商务印书馆所出的精装本《明史》。然后，按照莫德惠提供的地址，将那部用油纸包装好的《明史》发寄台湾。
四妹：照料孩子
张怀曦，1913年出生在沈阳，她是张作霖的四夫人许澍阳所生的女儿，排行第五，是张学良的四妹。
1935年，在张学良的亲自安排下，通过当时在英国的夫人于凤至联系，张怀曦去英国剑桥大学留学。“西安事变”爆发后，不久便传来张学良送蒋介石去南京遭到扣押的消息。于凤至决定返回祖国去营救张学良，可是，当时在英国读中学的三个孩子年龄尚小，无法在伦敦独立生活。张怀曦当即对于凤至郑重表示：“大嫂，请您只管放心回国，只要您能为救大哥去想办法。三个侄儿侄女的学习和生活，我和哥哥（指张学曾，张学良的二弟）在这里是可以代您照料的！”于凤至得到张怀曦的支持，于1937年1月只身离开伦敦飞回国内。
在危急的关头，时年仅24岁的张怀曦便担当起照料张学良三个子女的重任，在此后的日子里，她不论学业多忙，也要每天来到侄儿侄女的住处，帮助他们度过没有母亲在身旁的艰难日子。
这样的日子一直坚持了四年，张怀曦经历千辛万苦。1940年春天，于凤至因病到美国就医。这时，侄儿侄女均已长大，中学都已毕业，张怀曦也从剑桥大学毕业，于是，她到美国纽约看望在那里治病的大嫂。当于凤至得知三个孩子在张怀曦的照料下，学业有成，生活安定，感到十分欣慰。不久，于凤至就通过在美国的友人将居住在伦敦的三个孩子都接到美国。1941年的秋天，张怀曦也来到美国华盛顿定居。张怀曦曾希望去台北探望大哥，可是终因台湾当局阻扰没能实现，他只好把她对大哥的深情怀念，倾注给在美国的大嫂一家。
五妹：帮助撰写回忆录
张怀敏，1924年出生在沈阳，她是张作霖六夫人马岳清所生，在张家女儿中排行第六，是张学良的五妹。
张怀敏1947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1948年随同母亲马岳清前往台湾定居。张怀敏到台北以后，进入台湾东海大学任家政系教师。任教期间，考取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家政系函授生，1951年毕业，提升为副教授。1955年晋升为教授。
至六十年代中期，随着台湾当局对张学良管束逐渐放松，经台湾当局批准，张怀敏作为台湾东海大学教授，可以以张学良秘书的身份，出入北投那座仍然被军统监视着的神秘小院。这样，张怀敏几乎每隔几天就会来到这里，给他的大哥读报，代写给朋友的书信。
1965年以后，张怀敏来到北投小院的次数明显增多了，主要原因是张学良那时正在写一部《回忆录》，而张怀敏则是他最好的代笔人。张学良曾经将他写回忆录的计划向五妹和盘托出：“我写回忆录的原则是：第一要写自己亲手经办的事情，第二是自己亲眼所见的，第三是自己亲耳所听见的。我的用意是让这部回忆录留下来，给后人一个警示作用，舍此，我的后半生再无其他所求了！”
张怀敏决定用课余时间协助大哥整理并写出这部回忆录。可是不久，张学良忽然改变了自己的初衷，这使张怀敏颇感意外。张学良虽然没有说明他不写回忆录的真正原因，可是张怀敏也能从大哥身边，仍然不时增加的军统人员和戒备森严的现状上，发现某种难于言喻的迹象。
让张怀敏更感困惑不解的是，张学良在中断写回忆录的同时，也放弃了他潜心研究多年的《明史》。这在张怀敏看来同样是十分可惜的事。后来，张学良竟然将他多年来在幽禁中写的所有《明史》文稿付之一炬，直到这时，张怀敏才发现大哥放弃这一切的原因，都与他当时的处境有关。
张怀敏在张学良幽禁台北最困难的时期，以秘书身份经常接触大哥，这在张学良亲属中是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