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60年 新疆故事】遍地英雄下夕烟
上世纪50年代原始的农耕景象。
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机械化耕作。
现代化灌溉技术让希望的土地充满生机“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新疆日报讯（记者刘东莱报道）这是开国领袖毛泽东以诗人的浪漫勾画出的一幅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美景。
诗人更把辛勤耕耘、在晚暮如烟中凯旋的劳动者，满怀激情称之为“英雄”。
六十年栉风沐雨。新疆农村的变迁、农民的变化、农业现代化的变革，正是对“遍地英雄”最生动的诠释。
制度变革，给一切发展以可能
1948年夏天，阿克苏县（今阿克苏市、温宿县一带）农民库万·卡斯木提起斧头，对准了自己的手。他打算一斧头砍掉自己的左手，这样也许就不用被地主支差了。3年后，库万因自己当时的放弃而倍感庆幸。
一个人，要对生活绝望到什么地步，才想以自残为代价逃离现实？
当库万提着斧头犹豫不决时，无法交清田粮杂款的乔如克·尼亚孜开始盘算夜晚的出逃。可是，在那个时代，农民们“从这村逃到那村，并没有逃出封建制度，他们辗转在地主的铁蹄下。”1951年，面对库万和乔如克，著名社会学家谷苞在笔记中写下了这句话。
欲收禾黍善，先去蒿莱恶。新疆的农牧业变革，正是从最紧要的生产关系开始。1951年起开展的“减租反霸”运动，让穷人有了土地。当1955年自治区成立时，新疆的农牧民已经获得了自己的生产资料。这片领域百废待兴，但振兴的制度基础已然具备。
1950年1月21日，刚刚进入新疆3个多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接到明确的命令：“全疆部队除担任祖国边防警卫和城市卫戍勤务外，必须发动11万人到开垦种地的农业生产战线上去。”
铸剑为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由此开始形成。
解放军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作物品种传播到了800多个绿洲上，无数心热似火的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短短几年时间，新疆的粮食产量就已经同旧社会有了天壤之别。1955年，自治区粮食总产量接近170万吨。小麦单产已经可以达到50公斤。这个如今看来可怜的数字，是当时农民新生活的曙光。
历史总是在波折中前进。当接踵而来的“运动”令农村失去生气时，新的力量在田野酝酿。
暮冬的阿其克乡，空气中散发着静谧的气息。35年前，新疆最早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就从这里静静发源。
1979年2月，岳普湖县阿其克公社（现阿其克乡）党委书记吾守·外力、公社革委会主任玉买尔·帕力特召开各大队支部书记会议，宣布了分田到户的决定：全公社的地分为口粮田和责任田两种，口粮田是集体将全公社70%的耕地按每户人口分给个人，自种自收，不收提留；责任田是集体将全公社30%的耕地承包给各农户耕种，年终按地的好坏收取一定数量的提留，增收不多交，少收不减量。
此时的吾守完全不知道，自己这一做法，距离凤阳县小岗村严俊昌等18位农民签下那份“生死契约”，仅仅过去了两个多月。暴风骤雨随后袭来，当全公社的改革即将被迫停止时，吾守秘密告诉9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吐地·吐热克：“9大队的地不要收回，你们继续搞责任制，以便以后有个对照。”
这一年，9大队获得大丰收，粮食产量比上年增加21%，人均收入83元，比上年增加了24元。当年11月，时任喀什地委书记的张仲涛再次到阿其克公社检查农业生产，肯定了阿其克公社分田单干是好的制度，可以干，并对年初批评责任制一事当面向农民道歉。
11月26日，岳普湖县委召开会议，强调“包产到户、联系产量计报酬、小宗经济作物责任到人都可以搞”。获悉后，吾守和玉买尔喝光了两瓶白酒，双双醉倒在办公室。
1980年4月，自治区党委在喀什召开的南疆区汇报会上充分肯定了阿其克公社的做法，并在全疆进行推广。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
1983年，新疆摘掉了吃调进粮的“帽子”，由缺粮区变为余粮区。此后，市场经济如狂潮席卷天山南北。
制度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止。
2005年，新疆比全国提前一年，全面取消农业税。4年之后，新疆出台《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的意见》，在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基础上，拉开了大规模土地流转的序幕。如今，新疆的土地流转工作早已走在全国前列，为现代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经营打造了基础。
每一个紧要的历史节点，制度变迁都成为解放生产力的最重要条件，并因此盘活农业现代化的各类要素。2014年，新疆农村经济总收入达到2227.4亿元，比1956年增长657倍，农民人均收入8296元，比1955年增长89.6倍。
当技术和管理成为生产力
一张独特的新疆地图，占据了李洪运办公室的半面墙。地图上没有山川河流，却布满了一个个农作物及畜产品的图标，棉花、小麦、甜菜、绵羊……
2月底，李洪运就要退休了。从普通技术员到自治区农业厅副厅长，李洪运在农业厅工作了33年，没有谁比他更清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要农产品分布示意图》形成的不易。
“新疆农业60年的发展，最大的跨越有两个。一个是市场供应的跨越发展，从处处短缺到供应充分。另一个是人民生活的跨越，从温饱到小康，实际上是从生存型生活转向了发展型生活。”李洪运说。
从1955年开始到1993年结束，中国经历了38年的票证时代。“那时最怕家里来客人，住上几天，粮票就不够了。”李洪运对此记忆犹新。
乌鲁木齐市南昌路403号，是个安静荫凉的大院，新疆农业科学院就坐落在这里。自1955年成立至今，各类农作物新品种源源不断地从这所大院流向每一个村庄。
倘若在1955年绘制那张农产品示意图，它几乎是空白。此后60年间，地图上每多出一种图标，就意味着新疆的农业科技人员付出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努力。一个专家培育六七个，甚至三四个品种，就老了。每一个品系都改变着新疆的农产品格局。如今全疆小麦和水稻种植面积的60%以上都是本地自主研发的品种，新玉29号已经成为新疆第二大玉米主栽品种。
“现在我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棉花产区之一，面积超过全国棉花种植面积的一半，产量超过总产的60%。”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所长孔庆平说，“新疆长绒棉具备了世界级的品质和影响力。中国每年为全球供应几十亿件衬衣，无数的棉类产品，新疆功不可没。”
1953年，长绒棉在吐鲁番种植成功。40摄氏度的高温没有阻挡老农科人的脚步，在吐鲁番，他们每年都蹲点10个月。这就是农业的苛刻之处，从不给人离开土地的机会。这一传统持续至今,每年，农科院的数百位专家大半年时间都在地里。
当生产不再以计划为目的，而是在技术支撑下瞄准市场需求时，单位产出和经济效益就成为重要的衡量指标。1976年，粮食作物占全区播种总面积的76.7%，总产量为339万吨。2014年，这一比例不到40%，产量却剧增到1435万吨。
粮食的充沛让人们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放心地推广经济作物。包括棉花、甜菜、番茄等大宗商品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飞速发展起来，最终在中国的农产品市场中独占鳌头。2014年，新疆棉花总产450万吨，在总产、单产、商品调拨量等诸多方面，已经连续21年位居全国第一，建成了中国最大的优质商品棉生产基地。甜菜总产量4765万吨，是1955年的4764倍。经过全球最大的番茄生产商之一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每年有数十万吨的优质番茄酱从新疆出发，运往美国、欧洲等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无数类似于中粮屯河这样的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背后，是数百万以订单模式开展种植活动的现代农民。
天山南北无数的菜场肉肆里，食物丰盈不绝。高速公路上，运送食材的车辆川流不息，连接着都市和乡村，新疆与世界。
李洪运还记得自己刚工作，就跟着当时的农业厅副厅长丁峥嵘下乡，苦口婆心劝说农民施化肥。如今，额敏县玛热勒苏乡克孜勒更村，霍强却像追逐明星一样，围着县农技推广站的唐福能等专家们转。“专家们一句话就能为我带来十几万元的收益。”霍强数千亩小麦只需要三五个人管理，几乎所有的工作都依靠机械来完成。
新疆的农业机械化水平早已进入全国前三。1955年，全疆327台拖拉机比汽车还金贵，如今，71.55万台装备精良的拖拉机行驶在广袤的田野，是当年的2186.4倍。随着机采棉品种的推广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以前靠人工两个月才能完成的采棉量，如今两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从阿勒泰到喀什，从哈密到伊犁，无穷的智慧在农田、牧场、鱼塘、林地里萌蘖，生发出绚烂的花朵。
因为独立自主研制出了约翰迪尔公司采棉机的自带消防系统，以及其他一系列创新发明，2014年6月，初中学历的沙湾农机手韩波应邀来到美国，成为这家全球农业装备制造巨头的座上宾。韩波代表着新疆现代农业的分类化趋势，他创立的宏基农机合作社成为新疆庞大农业产业链上的一环。
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而正在成为一个职业。在天山北坡经济带的数百公里田地中，农民正在越变越少。从土地整合、播种、田间管理到收获，各类合作社分散经营着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又因为各自优势的充分发挥而让整个现代农业展现出强大的活力。
在坚持中积蓄力量，在坚持中不断前行
时代在变迁，光阴在流逝，科技在进步……
什么是人生最平凡，却又最难得的品质？
“坚持”绝对算得上其中一个。
在中华语言浩如烟海的词句中，“行行出状元”是一句灯塔式的概括。它给予人们勇气以做出选择，又将希望赋予那些苦苦坚持的人们。
郑增玉就是抱着这句话，一脚踏入了一个自己从未涉足的领域。
2007年，在一次偶然参加的酒桌上，这位沙湾县乌兰乌苏镇的农民听到了优质涌泉水和虹鳟鱼不可分割的关系。“虹鳟鱼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乌鲁木齐方圆200公里，哪里有优质的涌泉水呢？一旦养殖成功，就可以占据乌鲁木齐的大市场，因为冷水鱼不适合长距离运输，再远就进不来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郑增玉怦然心动。
2008年，郑增玉等三人拿出两万元，从北京买回了200条虹鳟种鱼，一头扎进了东天山的深沟里。那里没有路，但林荫之下，有一片澄净的泉水。他们挖了一个鱼塘，步行十来公里，将米面油扛进了离泉水不远处的一个废弃羊圈里，住了下来。一个冬天就这样过了。
当年繁育的鱼苗全军覆没。2009年，郑增玉开始寻找县、自治区上的技术支持，几乎踏破了各级水产部门的门槛。一个叫徐纪伟的渔业技术员也被郑增玉吸收入股，他们在羊圈边搭了一个简易的彩钢板房，当年，鱼苗成活率达到15%。
整整5年，鱼塘没有任何收益。这5年，郑增玉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将所有亲朋好友的钱借了个遍。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2013年，路通了，他创立的腾龙湾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也掌握了虹鳟鱼、金鳟鱼一整套的繁育、饲养流程和技术指标，股东增加到了24人。同年，在股东的集资下，郑增玉在乌兰乌苏镇泉源村建立起了新的养殖基地。
“三个池子，种鱼、鱼苗、商品鱼分开养，各自的养殖要求都不一样，我们现在鱼苗的成活率达到75%，比国家行业标准还要高，现在一年就可以出售上百吨鱼，北园春市场虹鳟鱼和金鳟鱼有60%是我们供应的。”郑增玉指着清澈的鱼池说。
两条硕大的鲟鱼静静伏在水底。“我们正在试验鲟鱼的过冬条件，成功后，就可以进行繁育了。”在沙湾河源头清澈的泉水之间，郑增玉的养殖基地就像一个小桃源。
农民做事，最需要什么？郑增玉认真地说：“最需要一颗坚韧不拔的心。我们这些年遇到了很多困难，如果有一次放弃，这事儿就算完了。我从开始做就想着要做成，没有回头路，也不能倒下去。每次遇到问题，我们满脑子就想着怎样把事情解决了。没钱用高端办法，那就琢磨土办法，总之就是要解决它，最后也都解决了。”
仅仅是农民么？
当孔庆平在1990年面对美国同行时，他的心情复杂到难以言喻的程度。“我们一个五六十人的所，人员工资加上科研经费就20来万，不及人家一个员工一年的个人收入。”可他和同事们没有离开这个行业，如今孔庆平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经作所的固定资产已经达到5000万元。
在1999年之前，国家财力有限，对农业生产者的补贴很少，1999年后，庞大的资金开始陆续注入新疆农业领域。近3年来，每年财政用于良种、农资综合以及粮食价外补贴的资金就达到35亿元左右，2014年，仅针对农机具购置的财政补贴就接近12亿元。
新疆的农业在坚持中积蓄力量，在坚持中不断前行，在坚持中走进了中国现代农业的第一方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