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之路上，无须流连“大国记忆”

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复兴”，是效法世界先进经验并在现代工业文明中接受锤炼的结果；源自汉唐盛世的“大国记忆”令不少人陶醉，却无法为这种复兴提供内生的动力。

“复兴”一词，正如罗志田先生《从文化看复兴与崛起》（原载《读书》2014年11月号，下称《从》）一文中所说，“复兴与崛起两词都很流行”。至于为何流行，原因有二，一是“国家提倡”，二是“精英响应”。简而言之，在当今态势下，“复兴”一词，显示出它作为国家和精英均认同的话语权力顶端的意义，成为流行语实乃理所当然。

问题也接踵而至。首先，当下使用的“复兴”，是汉语话语系统里的“复兴”，还是类似欧洲文艺复兴的“复兴”？其次，“复兴”的元点何在？是基于对未来的构想，还是基于对过去的回忆？对此，恐怕没有哪个答案可以让当下使用“复兴”一词的所有人都满意。

《从》文就此认为，实现“复兴”，就要展示出中国曾有过的辉煌“文质”，进而把中国从晚清走向没落的记忆，也就是把“大国不存”的失忆里挽救出来，还原于中国曾经拥有的、几千年的大国记忆。然而，在这一系列有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叙事里，《从》文却似乎忽视了：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中国，并非出自那个老帝国及老帝国的文化枯枝里发的新芽，而是出自中国从晚清起向西方学习，从而催生出的、完全不同于100多年前的新枝。

1、文化衰颓，是旧中国没落的前奏

中华老帝国的那段枯枝，大约是这种情状：一、整个社会几乎完全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二、其文化即“文质”亦是建立在农业时代之上。正如钱穆所说，“（进入晚清的）中国社会一向栽根于农业经济上，骤然接触到近代商业经济性的西方社会，便手足无措了”。

将时钟拨回16世纪，这个星球的东西两端，中国尚在明王朝鼎盛时期（清人甚至称其“远迈汉唐”）。而在西方，自佛罗伦萨开启的文艺复兴，正由地中海向北推进。按照瑞士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的叙述，此前，大小暴君建立起独断的政治制度，令“佛罗伦萨的作家们深恶痛绝”，于是，旨在反对暴君的文学家、艺术家们发声了。得益于他们的鼓与呼，威尼斯、佛罗伦萨等相继建立起共和制度，逐渐摆脱神权束缚，加快了个人的发展，从而更加廓大地开启了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文艺复兴。这些城市，一方面强调“最获利的工业体制的建立和商业途径的开辟”；另一方面则强调城市的最高目的是“生活和权力的享受”。

欧洲的文艺复兴，最开始确实像一场模仿秀，但它绝非古希腊或古罗马的简单复制，而是一场全新的、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关于人权利和关于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变革。以此为肇始，15、16世纪的东西方愈发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世相。在中国，农业文明牢固地主宰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其“文质”依然是千古不变的儒家文化。反观同一时期的欧洲，却因为文艺复兴，从此开始走向光明的年代。换句话说，文艺复兴让欧洲整装待发、拓土扩疆，而中国则依然在“老大帝国”的光环中，认为自己才是世界之“中”国。

从1500年到1900年的500年间，欧洲大踏步地走向现代化，无论政体，还是经济，抑或文化，实现了从中世纪到近现代化的实质性变革。中国却沉溺在农业文明里无法自拔，汉唐的大国记忆逐渐模糊。最终，先前还被视为蕞尔小国的英国，在1840年，仅仅动用了舰船40余艘、士兵4000名的部队，就把大清帝国打懵了。此时，后者的皇帝以及士大夫们仍不懂得，击败自己的是工业革命的成果，更是欧洲在文艺复兴后文化强势的成果。

从此，中国的大国记忆开始瓦解、崩溃、坍塌，最终被埋进了历史。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没落，并非从近代才开始。只要看看周边国家，尤其是曾经受到过中国文化巨大恩泽的日本的态度，我们就会发现，在明代，虽然日本仍以“臣”的方式祝贺明成祖永乐大帝即位，但日本使臣口中第一次出现了“日本国王臣源”的称呼；再看日明两国的商业贸易，日本对明的出口远超之前所有年代，譬如明宣德年间即15世纪30年代，日本向明出口刀剑高达10万把，而像进口《四书集注》这样的文化经典，与唐宋比，已经少得可怜之可怜了。在现实中，我们却屡屡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的衰退与没落，是从晚清才开始的——而且，还仅仅把这笔“账”算在鸦片战争以降的各路列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