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迁徙圣战”真相（四） 恐怖组织说一套做一套 妇女儿童饱受戕害

　　 加入境外恐怖组织之后，这些成员经受着组织内的独裁和腐败，在恶劣生活环境中过着窘迫的日子，而他们的妻子与孩子也在禁锢中经受着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压迫。当初，他们认为“伊吉拉特”是最好的出路，而现在对他们来说，从组织中逃离才是摆脱不幸的唯一选择。  

　　 成员缺衣少食，头目专车美食  

　　加入境外恐怖组织后，阿不力米提·努尔敦这样形容当地的生活条件——“就像回到了旧社会”。下雨的时候房子漏水，每周能吃到一次肉就不错了，外出只能步行，医疗也很落后。

　　他们被安排在一间小小的土砖房中，院子外有个旱厕，没有电视信号，也没有手机信号。

　　他对妻子充满愧疚。妻子阿孜古丽·卡德尔是他的同学，婚后在国内生了两个儿子，都是剖腹产，很快恢复健康。在恐怖组织据点，她生小女儿也是剖腹产，这一过程让她遭受了极大的痛苦。

　　“开刀口子太大，缝了好多针，在医院住了5天就出院了。天气热，缺乏药物，拆线时又有一根线没拆掉，腐烂化脓。”阿孜古丽·卡德尔眼睛红肿着对记者讲述，泪水不断涌出来。“没有消炎药，只在化脓的部位抹一点紫药水，线还是邻居帮着拆掉的。”他们还见到当地医生隔着衣服给人打针，当时惊呆了。

　　组织内的普通成员在困顿中挣扎，组织头目却过着优裕的生活。

　　阿不力米提·阿布都许库尔给头目当过半年的厨师。这期间，他见到了在国内常见、但在组织里久违的食物——百事可乐、雪碧、芒果、桃子、西瓜、哈密瓜……“头目除了我这个厨子，还有佣人、保镖和司机，佣人的工资比普通成员高。”

　　“这不符合伊斯兰教教义，按照教义你就是有钱也不允许大吃大喝，搞特殊化。”这一切令阿不力米提·阿不都许库尔感到十分失望。

　　因为生活困难，组织内部的一个寡妇卖身换取孩子的抚养费，组织头目知道了要打死她。麦尔丹·毛拉洪认为是组织没有把已故成员的遗孀照顾好，责任在组织。他去找头目，指出这样对待寡妇不符合教义，他得到的是关押29天的处罚，还被30多个成员打了89大板。

　　他得出结论：组织根本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完全不顾教义。“我想，万一我被炸死了，老婆孩子怎么办，就算我进了‘天堂’，家人的生活依然得不到保障，这是一件没有希望的事。”

　　离开时，阿不力米提·努尔敦留下一封信：“在这里我们找不到所追求的理想世界，得不到真正的公道和关怀，所以决定离开。”

　　 孩子在枪声中哭泣，学不到真正的知识  

　　在一段自拍视频里，记者看到，一名男子在树下正在教两个男孩打枪。枪响之后，传来一个小女孩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她不停喊着“阿娜（妈妈）”，无人理睬她的恐惧，摄像头甚至没有转移到这个惊恐的孩子身上。

　　这名男子是境外恐怖组织成员阿扎提·肉孜阿洪，当时他的妻子使用手机拍摄。两个连扳机都扣不动的男孩一个6岁，一个5岁，哭泣女孩是他的女儿，只有一岁半。

　　被押解回国的阿扎提·肉孜阿洪再次看到这段视频时，表情黯然。他说，当时没觉得有什么，但现在再看，心里很难过，特别心疼孩子。

　　他的妻子哈力古丽·尼亚孜痛恨境外的生活，觉得最可怜的是孩子。那里没有什么娱乐，孩子总是哭，她实在没有办法，就给孩子们养了几只鸽子。女儿的健康问题令她担忧。“没有钱，怀孕时营养跟不上，孩子先天不足，出生后还是营养不良，她经常抽风。”

　　她还担心儿子的教育和前途。在视频中，大儿子给父亲用稚嫩的童声唱了一首“圣战”歌曲，除了这些，他们很难接触到其他的歌曲，连看的动画片都充满杀戮。

　　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孩子长大以后会怎样？在另一段恐怖组织成员自拍视频中，一个孩子跟着父亲玩枪，对白是这样的，父亲问：“你要用枪打谁呀？”稚嫩的童声回答：“杀死‘异教徒’。”

　　哈力古丽·尼亚孜说，如果继续待在那里，孩子们真的都会成为“圣战者”，为了让孩子避免这种厄运，他们必须离开。

　　在那里，儿童早就被组织列为实施暴恐袭击的培训对象。在一段拍摄于15年前的视频中，当时落网的“东伊运”骨干成员木塔力普·哈斯木讲述：“艾山·买合苏木（‘东伊运’头目）说，我们要让这些孩子学习制造爆炸物。我把他们带去了本·拉登的营地，当时本·拉登也在场。”

　　当时阿不力米提·努尔敦在土耳其受赛甫拉阿吉诱惑，是因为他说那里是个公平公正的地方，妇女孩子受保护，所有穆斯林都很团结。 一年多来，他在幻灭感中痛苦地度过每一天。他眼睁睁看到的事实是：组织头目和成员间等级森严，充满差别和腐败，内部不团结，没有任何公平和民主，妇女的生活极其艰难……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孩子的教育环境也极差。

　　在他的同意下，大儿子曾去组织里的宗教学校学习，待了不到20天就病着回来了。“孩子闹肚子了，也没人管，就送了回来。他裤子上沾着大便，头发脏脏的，浑身都是土，瘦了很多。”

　　所谓宗教学校，是对儿童进行洗脑，学生都是组织成员家庭中的男孩。麦尔丹·毛拉洪说：“学校只教古兰经，不教语文数学，小孩连母语都不会读写。”这里还不许孩子随意见父母，每个月只有一两次机会可以见到家人。

　　孩子回来后，阿不力米提·努尔敦去打听过学校里的情况。“孩子们在学校里说脏话，互相欺负，很没规矩。根本没有人教孩子讲卫生，不少孩子得了皮肤病。”现在说起来，他的语气还充满愤懑：不教知识和道德，教出来的就只能是机器人！

　　 　没有自由的日子，在提心吊胆中度过  

　　阿孜古丽·卡德尔还不到40岁，但她的头发已经花白。

　　“都是哭白的。”她红肿着眼睛说。组织绝对禁止妇女单独外出，“要买东西都得等丈夫回来，或者请邻居帮忙。”阿孜古丽·卡德尔患小儿麻痹症，行走不便，山路不平，穿上罩袍蒙了面，更是寸步难行。

　　摔跤对她来说是常事，哭泣对她来说更是常事。到了恐怖组织据点第一天，她就哭着要离开，以后就每天浸泡在泪水中。

　　但她知道，不能当着孩子的面哭泣，会吓着他们。孩子们在院子里玩泥巴，她每过几分钟问一声，听到回答声才安心。她知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对世界充满好奇，但她根本不敢让孩子脱离自己的视线。

　　“丈夫曾买到一个小小的玩具汽车，孩子玩了一会儿就坏了，再没见过其他玩具，他们只能玩泥巴。”

　　阿孜古丽·卡德尔只见过两个邻居，再没有机会见到其他人。这两家的男人都被炸死了，剩下寡妇和孩子。

　　“组织里有不少寡妇，她们过着无人问津的日子。”麦尔丹·毛拉洪说。在那里，麦尔丹·毛拉洪成了家，妻子沙吉丁也是个寡妇，她的前夫是被炸死的，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度日。本来她不想再嫁，但下雨房子漏水又没有能力修缮，生病了不能独自去医院，也不能去巴扎买东西，不嫁人根本活不下去。

　　麦尔丹·毛拉洪也没打算结婚，在国内时他对婚姻充满憧憬，希望找一个情投意合的姑娘好好过日子。但迫于组织上的压力，两个人都违背了自己的本心，认识第二天就念了“尼卡”组成家庭。

　　提心吊胆是所有女人的共同心态。阿孜古丽·卡德尔说，每次丈夫外出，她都十分担心害怕。“我的内心没有一天是平静的，没睡过一天安稳觉，怕孩子离开，怕老公出事。”

　　阿扎提·肉孜阿洪的妻子哈力古丽·尼亚孜也是一直哭着要离开。“我性格开朗，在国内时很爱笑，到那里之后每天都在哭。”面对记者，她说自己唯一开心的事是一家人居然能活着逃离组织回到国内。

　　她也仇视吉里巴甫服：“外出时必须穿，如果没有人拉着你根本就走不成路，谁会喜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