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时政】从“去中国化”看“话语权”
今年教师节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去北师大、见师生代表，说：我很不希望把我们一些非常经典的古代的诗词文化、散文都给去掉，加入一堆什么西方的东西，我觉得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这些诗词都好。从小就嵌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终生的民族文化基因。
总书记这一番委婉沉重又意味深长的话， 直指当下中国文化教育乃至思想领域一种很悲哀的现象： 中国的好坏要靠西方的标准来衡量。 只要涉及到词汇概念，必称希腊语如何如何说，拉丁语如何如何说；只要涉及到思想观点，必称康德如何说，黑格尔如何说。—— 这种用别人的文化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生活对错的逻辑，即便说得再高明、再有学问，也是笼罩在别人文化之下讨说法，用别人的标准判断我们对错的依赖心理 。
这种现状不改变，文化自强自立的愿望就永远无法实现，从文化大国到文化强国的的跨越就无法完成 。
我就一直弄不明白，难道《伊索寓言》中“农夫与蛇”，就比中国古代“东郭先生与狼”高明么？比较而言，我觉得远不如我们自己的故事更鲜活、更有趣味。
其实，中小学生古诗文的去留，不仅仅是知识量增减的问题， 这是重拾传统、重构中国人自己的话语表意体系，重新找回迷失已久的话语权问题 。
中国人说话，喜欢引经据典，常用“子曰诗云”，习总书记两年前履新，代表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十分钟演讲还要引《诗经》一句“夙夜在公”。
引经据典的好处之一：可以避免自以为是 。
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四句话，意思有些相近：不要主观臆测，不要一定如此，不要固执己见，不要自以为是。既要表达思想，又不要张口闭口“我发现，我以为，我觉得”，凡事都以主观论断的“我”为中心。那怎么办？就说“子曰”、说“诗云”，引古人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