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架起我们的情感桥梁
陈世明
《二十四史西域（广义）史料》辑译组成员合影
陈世明，1967年毕业于新疆大学中文系维吾尔语专业本科，1981年毕业于新疆大学中国语言系突厥语族语言文学专业并获得硕士学位。曾为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中国突厥语研究会常务理事。
曾先后主持过国家、教育部等省部级以上课题6项，出版专著、编著、译注共18部，参与撰写《西域翻译史》、《汉维翻译教程》等著作3部。1981年到2011年，陈世明参与了将《二十四史西域（广义）史料》翻译成维吾尔文，为少数民族读者学习和了解新疆历史编写了一套完整的教材，为少数民族学者进一步研究新疆历史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也为中西亚地区的学者深化本国、本民族以及本地区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参考资料。
如今，作为西北民族大学客座教授，74岁的陈世明在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眼中，是一部活字典和工具书。
第一批维吾尔语专业本科生
我1941年11月出生在乌鲁木齐。两岁时，父亲上房顶扫雪时不慎坠落身亡，我和母亲相依为命。
小时候我和母亲住在现在的新医路附近，住的都是土坯房。那时乌鲁木齐整个城区分城内和城外，南门、北门、大西门、东门四道带有城墙的城门守护着乌鲁木齐老城，城外人多以种菜、摆小摊、卖吃食为营生；城内人多为商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世居居民。
因为家里条件不好，我9岁才上小学。当时乌鲁木齐市第七小学还招收了一些民考汉的小学生，我们班上就有几个，民汉同学玩在一起、学在一起、成长在一起，汉族同学也就学会了一些日常维吾尔用语。
后来，我在学习和研究中了解到，早在1928年，新疆省政府就打破了以往的办学模式，开始实施“汉族读回文，回族读汉文”的方针。由此看来，通过语言桥梁增进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是一种大势所趋。
1957年，我进入乌鲁木齐市第三中学读初中时，学校就开设了维吾尔语课程，共学三个学期，一周4个课时，来自叶城县的一位年轻男老师给我们授课。三个学期下来，我们学了两三千个日常维吾尔用语。1960年我上了高中，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为民汉合读的学校，学校也经常组织民汉同学座谈或联欢，我所学的维吾尔语真是派上了用场。
上世纪60年代初，新疆的大学比较少，考上难度比较大。因为我喜欢历史和中文，1963年高考结束后我填报了三个志愿，即北京大学、兰州大学的历史系以及新疆大学的中文系。几个月后，我接到通知书，阴差阳错地成为新疆大学组建后第一批维吾尔语专业本科生。
那一年，中文系先后招收了6个班，100多名学生中既有少数民族同学学习汉语的，也有汉族同学学习维吾尔语的。这在当时来讲，确是一件大事。
学风与作风
大学前两年，我们先是被派去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亲身体验劳动的艰苦和贫下中农的辛苦，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两次劳动锻炼，对于学习维吾尔语的我们来说，实质上是两次社会调研和语言学习。
从1963年入校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实实在在的学习时间也就两年多。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学生学好专业课，学校要求学生在教室、回宿舍或去食堂吃饭的路上都要说维吾尔语，民族老师还教我们唱民语歌，跳民族舞，组织诗歌朗诵会和故事演讲会，系里还鼓励民汉同学之间交朋友。民汉同学之间关系很好，有机会就在一起聊天，讨论学习上的问题，或一起联欢，用所学语言演出节目。直到现在，我还一直和很多当年交的维吾尔族朋友保持着联系。
为了学好维吾尔语，还有汉族同学申请和维吾尔族同学同住一个宿舍。大学毕业时，两个班有34名维吾尔语专业毕业生，没有一个留在乌鲁木齐的，都去了基层。我被分配到和田地区皮山县，担任县委书记的翻译和秘书。
当时的皮山县，维吾尔族占全县人口的90%以上，汉族不到10%。两个民族混居，相处得十分融洽，很少听说维吾尔族、汉族之间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其实，这和县上干部好的思想和工作作风是分不开的。那时的皮山县，只有一辆吉普车，供县委书记到和田地委开会或下乡使用，但县委书记下乡，一般不用小车，多是坐马车、骑马、骑驴或步行，总是把小车让给有急事的人。县委书记下乡后的生活也非常简朴，不让迎送，不让铺张接待。县上干部常年吃住在乡下，从早到晚工作在田间地头，很辛苦。
在皮山县呆了六年，1973年8月，我调入乌鲁木齐市委党校从事维吾尔语教学和翻译工作。
30年磨一剑
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我报考了新疆大学中国语言系，攻读突厥语族语言文学，也就是维吾尔语专业。
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那年，新疆大学根据新疆历史学会的建议，成立了二十四史西域（广义）史料辑译组，启动了二十四史西域史料维吾尔文翻译和注释工作。由于我已经有了十几年的翻译经历，便有幸进入辑译组工作。
我的任务是把从二十四史中辑录出来的西域史料和维吾尔语译文进行对照，审查译者有无由于古汉语障碍而造成的对原文理解上的错误，然后进行修订。工作中，经常会在原文中遇到不同历史时期各个少数民族的音译词，像匈奴语、突厥语、蒙古语以及突厥语族诸语言的音译词，这些词还原起来有很大的难度。
我们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借鉴，也没有好的方法可采取，只能自己探索、总结经验。直到1989年，我们的第一本研究成果，即二十四史西域（广义）史料维文译注《史记》才顺利出版。2012年春节前，最后两本研究成果总算宣告出炉。算起来，我们把从汉文《二十四史》中辑录出来的近250万字的西域史料，翻译并注释成维吾尔文的9本书，共用了30年的时间。现在，这9部成果已被翻译成土耳其文、吉尔吉斯文、哈萨克文、乌兹别克文等文字，还被首批选入《新疆文库》出版。
从事语言研究这么多年，我们深知和谐的语言生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语言不通会造成沟通不畅，以致产生交流上的误解和矛盾。眼下，新疆正在大力推动汉族干部学习维吾尔语，以及南疆汉族小学设维吾尔语课程，它起着加深不同民族情感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和我同龄的老朋友越来越少了，从事维吾尔语教学、翻译和研究的一些老专家也相继去世，但我就认准了一条：有生之年，用自己的专业为国家做贡献，为社会做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