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谈十三五规划：经济中高速增长已达共识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周刊和国资委 [微博] 新闻中心共同举办的第十四届中国经济论坛将于12月10日在北京举行。论坛主题：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厉以宁在发言时表示，今后想超高速增长也不可能，因为要素成本上升，这就表明了你要想维持超高速发展可能是亏本的。
厉以宁透露，我参加了“十三五”规划讨论，讨论达成两个共识。第一“十三五”规划增长率不会太高，超高速时代已过去；第二，观念在改变，过去以经济增长率为硬性指标才有威信的观念在改变。
关于未来改革的方向，他指出，第一，建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市场主体；二是国有企业的改革；
以下是文字实录：
厉以宁：
我要讲的问题就是怎样理解新常态，新常态就是常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就是常态。相对我们来说，比如说我们经济增长在过去的时间是怎样的，过去增长是超高速增长，超高速增长实际上就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弊大于利。举例来说，资源加快消耗，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低效，某些部门严重产能过剩。这四个大家都能看到，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机会，错过了自主创新的机会。因为都忙于在超常规、超高速增长方面，这样就产生了它的问题。
我们今后想超高速增长也不可能，因为要素成本上升，这就表明了你要想维持超高速发展可能是亏本的。 我们马上就要制订“十三五”规划，大家怎么考虑呢？我参加了讨论。两个认识是共同的，第一既然要定“十三五”规划，增长率不要太高，超高速是不可能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应该是中高速增长，究竟中高速增长多高呢？7%左右，有的提出6%到7%，6.5%到7%，反正5年是可以的，以后有可能还要低，即使6，全世界能够连续保持6%的增长率，同样是中高速增长。第二，观念在改变，我们过去的观点好象经济增长率一定是硬性的指标，因为这样才有威信，实际上不应该这么看问题。应该说目标增长率不应该是刚性的，中央、全国人大一通过，地方人大一通过，就成为铁板钉钉了，为制订的这个刚性指标而努力，这就形成地方政府的压力。大家觉得既然全国人大通过了，就非完成不可，而不顾形势的变化。这样结果就造成了要完成这个目标，出现各种产能过剩现象，信贷超标现象出现了，全世界主要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定硬性的增长指标，都是改为预测值、弹性值、软值。每个季度要调整，年初估计今年增长是4.5，过了几个月没有到，第二季度改回4.2，或者4，可以调，这种调指标实际上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硬性指标就会造成压力，这样的观点要改变。
你要完成中高速增长率的常态，除了要改进弹性指标，用预测值代替目标值，还要改革配套。因为新常态是配套改革的综合成果。当前这么多的改革当中，最重要的改革是哪几个改革呢？大概是以下几个改革。
第一，建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市场主体，就是秘书长所讲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有两个层次的改革，一是高层次的改革是资本资产机制的改革，资本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家应该管资本，把资本用活，二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分门类、分行业，有些行业公益性的，有些行业是国家特别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还有一些竞争性的行业，所有行业共同的目的就是把企业搞活。缓和经济所有制不同行业的比例是不一样的，竞争性的行业要看行业具体情况而定，国家不一定控制，但是某些特殊的行业，国家还是需要控制的，也可能是相对控制，也可能是绝对控制。我们要记住，即使几个国有企业都投资建立了新的国有企业，也比单一的投资主体建立的国有企业好，因为董事会不是代表一方的，而是代表各方的。虽然国有资产是国有的，但是董事会有各方的代表，争论的不是一种声音，这也是有利的。
混合经济所有制在竞争性行业中，迟早中国要走到职业经理人制度。因为职业经理人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产权激励机制，没有职业经理人制度搞不起来。如果全是官员调动职务来当总经理，就不是职业经理人，要学做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有供方、有求方。需求方就是国有企业改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这就需要职业经理人，有需求，有供给。在西方发达经济国家经常是这样一种情况，有企业咨询公司，有猎头公司，有企业家协会，经理人协会等等，他们把这些人的信息会聚在一起，推荐经理人。没有中介机构，职业经理人制度形成不了，因为他跟一般的劳动者不，不会自我标卖，因为他的面子在那，不会那样做，主要是通过中介组织推荐进入。
德国有一家很有名的企业，他们企业需要经理人，前提是连续几年亏本，董事会不满意，找到企业咨询公司，不是给你派经理人，我先跟你定承包合同。我去了第一年扭亏多少，第二年扭亏多少，承包三年才扭亏为盈，如果完成这个目标，你给盈利比例多少，然后再推荐经理人。很多地方这样做就成功了。企业是带着一个团队去的，而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带着团队去了以后，满意了，扭亏为盈了，指出你的毛病在哪里，然后再派经理人。他们都是带队承包的职业经理人。他们有市场，中国迟早要有的，特别是竞争行业，还包括民营企业，要搞现代法人治理结构也一定这样做。它有一个过程。公务员如果退休以后能够成为职业经理人是很好的事情。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第一个改革，独立市场主体的改革。
第二，收入分配的协调，这个主要在初次分配，初次分配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没有产权，农民在土地上确权，原来我们去浙江那边，杭州、嘉兴进村的路都进不去，农民土地有权证了，宅基地有产权了，房子有产权了，你不能随便圈地了，要不然用法律权利告你，产权改革深入到农村了，这个作用将来很大。而且我们在那里考察的结果，土地流转加快了，家庭农场制起来了，这都是新的变化。收入分配的协调必须让劳工市场有完善的议价机制，工资水平怎么定，得有一个合理的议价机制。劳工市场是不对等的，农民工是一个村子里面抱团出来的几个人，这个力量太差了。应该按照国外的经验，工会参与，工会参与到议价当中，这样初次分配就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
第三，农牧民 农产品 (11.39, 0.37, 3.36%)出售和收购方议价不均等，或者一些买主和采购方说了算，只要你有问题就不要，说不要就不要，没办法。国外怎么办呢？国外有合作社，有合作社、联社。我在丹麦、荷兰、新西兰考察过，他们合作社都有联社，联社力量大，有自己的车队、轮船和码头，这样议价能力就很大，对农牧民是有利的。中国联社刚建立，这是需要中国加强的地方。
第四，改革教育体制，教育资源的分配应该是均衡的，教师现在城乡不均衡，同是义务教育，城里的学校好，师资足，学生积极性高，学生质量高，而农村就差，这样下去中国垂直流动的渠道越来越窄，农民工的儿子还是农民工，教育体制也需要改革。
我们要改革这四个方面，新常态稳定下一定要改革，不利的市场主体一定要改革，工人和雇主之间应该有合理的议价机制，工会应该参与。农产品的采购商和农牧民之间要有合理的议价机制，联社将来越来越好。还有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
中国要在新常态保持还要注意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抓两个问题，一是根据国家情况，失业率将来在4%到5%之间，不会出大问题，根据5%才采取重要措施，失业率3%、4%没有问题，如果超过4%，就重在微调，宏观调控切忌大起大落，大起大降，大摇大摆。二是增长率指标改为软指标、弹性指标，我相信进入新常态的改革一定可以成功。
以上是我的演讲，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