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现看中华文明自信

中国是古代世界最先进入文明的地区之一，但直到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通过大量考古发现，人们才真正知晓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文明历程、无与伦比的文明创造、传承至今的文明基因。如今，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已经不容置疑，独立起源、年代久远，文化多样、类型复杂，连续发展、未曾中断的特点已逐步深入人心。树立对中华文明的自信，需要通过考古发现进一步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

大工程遗存反映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考古学是显微镜，能够观察历史遗留的微痕；考古学也是望远镜，能够探测历史发展的长河。通过考古学，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从殷墟甲骨的发现到商王世系的研究，从夏墟的探索调查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夏文化的确认，夏商两代的历史终因中国考古学的成长而成为信史。然而，考古发现显示，中华文明形成的实际年代极有可能比目前流行的五千年说还要久远，年代早于夏代的“龙山”和“仰韶”时期（分别距今5000—4000年、7000—5000年）同样有着波澜壮阔的文明发展大潮，尽管缺少文献支撑，可那些被发掘出来的大工程遗存却放射出只有文明时代才能拥有的夺目光辉。比如，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里，有着周长近2000米、宽10余米、深4米环壕拱卫的中心聚落；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里，有着百米宽度的古城基址、莫角山大面积垫土、大型玉器墓葬、综合性水利工程系统。类似的大工程遗存还有不少，它们设计标准高、建筑工艺精良，如果没有严密的组织体系、综合的管理制度和有效的运行机制是难以完成的。这种强大的号召能力、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反映的正是当时中华文明发展的高度。

古礼体系揭示中华文明的独特内涵。“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制的出现、发展与成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独特经历。那些与大工程形影相随的高规格墓葬、神庙祭坛都不是普通民间行为的结果，而是古礼仪式的物质遗存。礼制的凝聚力、感召力激励着早期先民艰苦奋斗，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文明。这些史实已经并不断被中国考古学所揭示。古礼在距今6000年前后以成熟的状态出现在中国，有多个类型：杨官寨遗址反映的是“彩旗飘飘，仪礼草创”的庙底沟文化，牛河梁遗址讲述的是红山文化的“庙坛玉佩，祭祀神话”，良渚遗址展示的是“仪式道具，傩礼崇拜”的良渚文化。那个时期，纯粹的自然神已经纳入古礼体系，人神杂糅、分别祭祀，与殷墟卜辞记述的情况大体相同。

国家起源和演进展示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黄帝大战蚩尤、商汤灭夏、武王伐纣，这些故事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其中交战双方正是中华古代文明中的联盟。先秦文献关于早期中国盟誓制度的记载几乎可以信手拈来。在考古发掘中，山西侯马与河南温县都曾发掘出盟誓遗存。通过考古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从陕西高陵杨官寨到辽宁建平牛河梁再到浙江余杭良渚，是彩陶瑞玉交相辉映的古礼成熟时代，是文明进程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时代。此后，黄河、长江流域在距今5000年后进入酒礼时代，联盟集团的规模更加庞大，邦国社会已然成型。再到后来的夏代，由于盟主世袭制颠覆了联合结盟的初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王国出现于历史舞台。从古国、邦国到王国，中华文明的农耕经济不断发展、综合实力稳步提高、礼仪传统传承有序、精神观念逐步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