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弼—新疆西北考古第一人
新疆网讯（记者王素芬报道）在新师大昆仑校区老图书馆四楼，两间特意开辟的资料室门前挂着“黄文弼特藏馆”的黑底金字牌匾。馆内展架和展柜中，陈列物品浩大繁多，墙上展板图文并茂，默默叙说着黄文弼的生平。黄文弼（1893年~1966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来转入考古事业。自1927年，黄文弼的考古事业就与西北地区密不可分，曾经四次来过新疆，后被誉为新疆考古第一人、西北考古第一人。
据黄文弼特藏馆副研究馆员方建平介绍，黄文弼有着很深的新疆情结，生前即有意将所藏图书文献捐赠给西北地区。2005年，新师大朱玉麒教授（后调入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得知意向，与黄文弼家人取得了联系。而新师大校党委和图书馆馆长艾尔肯对此事也非常重视，积极筹备。黄文弼的家人来疆考察后，最终认定新师大是黄文弼所藏图书文献比较适合寄托的地方。
图为黄文弼在西北科学考察团期间沿途所摄的工作风物照片（黄文弼特藏馆提供）
2012年夏，18个大箱子由北京飞抵乌鲁木齐，内有黄文弼捐献的3400多册图书和500多份地图和照片。当年8月28日，黄文弼特藏馆正式开馆，著名红学家、书画家冯其庸先生为“黄文弼特藏馆”和“黄文弼图书馆（留后用）”题字。迄今，该馆已接待2000多人次参观。
“这些图书资料十分珍贵，所涉学科门类不仅包括考古学、文学著作，并涉及地理、美术、天文、宗教等。其中，黄文弼的手稿工作图均为孤本。很多古籍保存得也非常完好，国内罕有。”从事36年图书馆工作的方建平，对于这些馆藏如数家珍。
黄文弼六本字迹隽秀的考察日记，均是在马背和月光下记录的。古籍中，手抄本《西域汇钞》尤其珍贵。在《文心雕龙》《周易》等线装古书上，留有黄文弼的批注手迹。地图中，有德文版赫尔曼绘制的中亚和中国地图，也有上世纪40年代维吾尔文版地图。有关西域的书籍近百种，有《中国经营西域史》《西陲总统事略》《蒙古西域诸国钱谱》等。其中，两种版本的《新疆图志》均保存完好。另外，1918年出版的阿拉伯文《古兰经》也很罕有。因黄文弼精通英、德、俄、日四门外语，藏品中还有不少外文书籍。
方建平说，该馆除了保存和利用黄文弼的藏书资料外，还承担三个功能：一是开辟黄文弼与中瑞西北考察团的永久性展览，以纪念西域研究的开创者们，并作为永久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二是以黄文弼图书为核心，汇集不断延续西域研究的文献资料，使该馆成为世界范围内西域研究的资料中心；三是将“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考团”作为该校重点科研项目，进行持续的西北学术史研究。
加入中瑞西北科考团
黄文弼自1927年加入中瑞西北科考团后，他的考古事业就与西北地区密不可分了。他是解放前第一个来到新疆的中国考古学家，系新疆考古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新疆博物馆研究员王博说，追忆新疆近现代科学考察史，必然要提到中瑞西北科考团，这是我国现代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结束了外国人无视中国主权掠夺我国文物的耻辱历史。
1927年春，组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时，中方与斯文·赫定达成协议。协议规定，一切考察工作要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领导下进行，采集品归中国。这次考察，中外团员各10人，斯文·赫定任瑞方团长，徐炳昶（北大教务长）为中方团长。中方成员除了考古学家黄文弼，还包括古生物学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地质学者丁道衡，及1929年加入的地磁学和地球物理学家陈宗器。考察自1927年5月至1935年3月，历时八年。考察范围除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外，重点是新疆，足迹遍布天山南北。当时，西北自然条件恶劣、政局动荡，经常是缺水、缺草、断粮。当黄文弼结束考察，带着80余箱采集品回到北平，已是“形容枯瘦，牙齿脱落”，身体也落下了很多痼疾。
克服重重困难，西北科考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黄文弼的科考成果更是突出。1929年~1930年，他两次去吐鲁番，详细考察了高昌、交河故城，在交河附近墓地发现墓志130方及陶器800多件，提供了麴氏高昌国较为系统的纪年。1930年、1934年，他两次进入罗布泊，发现新的墓葬和土垠遗址，掘得70多枚汉文木简，其中4枚有明确纪年，从而确定了土垠为西汉时期的遗址。野外工作结束后，黄文弼出版了其代表作“三记两集”，即《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和《高昌砖集》《高昌陶集》。至今，“三记两集”仍是考古学者进入戈壁前的必读书。
此外，在与斯文·赫定相处的日子里，黄文弼既默契合作，也决然反对其损害中国主权的言行。1930年去楼兰遗迹考察时，斯文·赫定竟将瑞典国旗插在沙丘上，黄文弼当场提出严正抗议：“这是我国的领土，不许插上外国的国旗！”他一边说一边拔掉瑞典国旗，插上了我国国旗。斯文·赫定在他日后出版的《长征记》中，称赞黄文弼是个“博大的学者”。在中国考古界，黄文弼享有极高赞誉。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炳华评价，要真正认识黄文弼先生的考古成就，就不能离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疆文化的大背景、大环境。现代新疆考古事业，其第一页，就是自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以西域考古的名义揭开。1927年，黄文弼的出现，终结了西域考古领域尽是外国学者、探险家的历史。仅此而言，怎么评价黄文弼都是不为过的。
丝路研究仍在继续
2013年是黄文弼诞辰120周年，新师大主办了“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考团”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外学者纷纷前来，纪念凭吊这位令人充满敬意的中国考古学家。
在研讨会召开当天，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揭牌成立，由朱玉麒担当主任。而“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研究”，也成为新师大该校重点科研项目，在新师大西域文史研究中心立项启动。朱玉麒说，从黄文弼捐献的文献来看，有俄罗斯的、也有整个欧美在做西北考古方面的许许多多的材料，包括日本方面的材料都非常全面，真是一个小型的西北考古的资料库。这些收藏以及自身经历都是百年中国历史的缩影和见证。
黄文弼被称为“中国西北考古的第一人”。甚至业内人士认为，在黄文弼之后，中国的考古学才“逐渐发展形成为一门学科”。黄文弼的考察日记对专业之外的事，无论“岩石土壤、山川气候”，还是宗教民俗等，都不惜笔墨。有人认为这些宝贵的信息是“通过公共知识分子的视野、手笔”才得以留存下来。
2014年，“丝绸之路”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不能不提及新疆文物与考古。朱玉麒认为，在“丝绸之路”被列入世界遗产及当前新疆的背景下，中国应当扩大考古学的视野，踏着黄文弼的足迹走出去，真正让考古以及其他学科走出国门、理解中国西北边疆与内陆中亚、丝绸之路的关系，使得中国文明在世界史上的意义突显出来。
朱玉麒说，“黄文弼在1927年走出了中原，来到了西域，把这个丝绸之路的考古推进一步。现在已经过去80多年了，我们应继续再沿着黄文弼之路把它扩展到中亚，使得中国文明在世界史上的意义突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