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如何对不称职父母进行惩罚和矫正?

17.01.2015  02:12

  下雪了,山西省寿阳县几名小学生放学回家。记者 燕 雁摄

  父母不靠谱,孩子谁监护?“家事”变“国事”,能否给孩子另一种未来?

  一纸判决,唤醒“监护权转移”这一沉睡20多年的法律条款,监护权转移后的托底机制如何完善?

  如何发现、评估、鉴定不良父母监护侵害行为,对不称职父母进行惩罚和矫正?

  2015年1月1日,《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正式实施。记者回访“福建仙游监护权转移第一案”“南京饿死女童事件”,追踪贵州凯里、上海长宁“国家监护”路径探索,寻找答案……

  凌晨,福建仙游县,山间万籁俱寂。沉睡中的梧店村,突然被凄厉的哭喊声惊醒。

  “哎,小龙(化名)又被他妈妈打了!”睡眼惺忪中,村民们不用多想,就明白咋回事。

  过去几年,这样的场景再三上演。白天,小龙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或是蜷缩着身子,躺在不知谁家的门口。晚上,则遭遇妈妈没来由的毒打,脸上、身上留下100多处伤痕。

  “有妈的孩子像块宝”,但对11岁的小龙而言,相依为命的妈妈已成童年噩梦。

  2015年新年到来的时候,梧店村民已有半年多没听到小龙的夜半哭声了。

  小龙住进了国际儿童村,有了新“妈妈”。半夜,小龙有时仍然会突然惊惧尖叫,不同的是,当他从黑暗中醒来,看到的是“妈妈”的笑脸。

  “妈妈”一词,在小龙的世界中已由冰冷变得温暖。如今的小龙笑容多了,身上的伤痕渐渐淡去。

  半年,恍如隔世。

  是什么照亮了小龙幽暗的命运隧道?

  “再不管,就要出人命喽!

  不能迟到的干预

  梧店,有店。

  穿村而过的马路两旁,红木家具加工作坊、佛珠批发店成行成市。小小的闽中仙游山村,红木家具产业兴旺,村民大都家底殷实。

  小龙家是个例外。

  生父至今身份不明,母亲每日天不亮便出门,到外面干点零活维持生计,一整天都不着家,饥饿的小龙四处觅食。母亲常常在凌晨返家,回来后,稍不如意,便拳脚相加,用火钳打、刀片割。

  隔三差五,小龙会带着新添的伤,到村支书林国荣的诊所里“蹭药”。

  很多次,邻居们看不过去,招呼小龙进门吃口热菜饭。县乡干部请来心理医生,对小龙母亲进行心理疏导。然而,好心换来的却是小龙母亲恶言相向,“我家里的事,不要你们管!

  “村里给母子俩办了低保。逢年过节,我也带点东西去看看。”年轻的榜头镇团委书记郑剑航是这个特殊家庭的常客。“每次来,先看看孩子有没有伤,然后再把买的东西留下。有段时间好很多。

  尽管写下了保证书,承诺再也不打孩子,但这样的情形并没有持续多久。一次次,小龙凄厉的哭喊划破山村的夜空。“再不管,就要出人命喽!”林国荣摇着头说。

  林国荣还记得一年多前发生的“南京饿死女童事件”。

  那场悲剧的制造者乐燕和小龙母亲一样,几乎不管孩子,拒绝社区邻里救助。乐燕说,那是她的家事,不要别人管。为了两个孩子,南京麒麟街道泉水社区每月拿出800元,定期由民警送上门,但这并没有让乐燕对自己孩子多看几眼。在乐燕又一次离家出走一个多月后,上门探望的社区民警破门而入,看到的却是两具幼小的尸体。两个不到3岁、花儿般的生命,尚未绽放就戛然而止。

  今天,政府要不要管小龙的家事?怎么管?

  2014年5月底,当地公检法、民政、妇联、共青团等机构联合施救,达成共识:让小龙彻底离开他的母亲。

  可是,这条路怎么走?

  “太难了!”南京市江宁区民政局副局长袁道法说。当初,南京有关方面也曾想将乐燕的孩子送往福利机构,或是起诉乐燕虐待罪。但是,“家庭暴力,谁来鉴定?打到什么程度才算?监护权转移给谁?而且最容易对未成年人造成侵害的,往往是他最亲近的人,既难发现,又难取证。

  而最难的,还是观念。

  每每想起“南京饿死女童事件”,姚建龙如有锥心之痛。这位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上海市未成年人法研究会会长,这些年一直坚持不懈地呼吁强化“国家亲权”。“我们传统观念认为,‘孩子是父母的’、家长管教孩子是‘家事’。错了!孩子是国家的,国家才是孩子的最高监护人。

  在仙游各方苦苦寻找小龙事件突破口的时候,作为民政部确定的首批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之一,贵州省凯里市正开展一项基于“国家监护”理念的地方试验。

  “凯里试验”并不玄奥:市领导包片、干部驻点,镇村两级排查常态化,学校登记报告,对困境未成年人动态监测;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建立高规格的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开展“防乞保学”“春雨工程”,构建监护干预新模式……

  “未成年人保护不是别人家的事,是每个社会成员的事。当你在街上,有孩子伸出手来向你要钱,当你的包被一个孩子偷走,你感想如何?观念改变了,机制理顺了,事情就好办。”凯里市委副书记周文锋坦言。

  “法律、制度总有不完善的地方,在面对儿童问题的时候,决定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和解决方案的,有且仅有一条原则,那就是儿童最大利益。”姚建龙说。

  在仙游,正是考虑到小龙的利益,从村民、社会公益组织的民间救助,到民政、共青团等机构介入干预,对小龙的救助开始了民间和官方的接力。

  2014年6月,当救助小龙的接力棒传到陈建红手上,这位在仙游县人民法院工作了30年的法官,真真掂出了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