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企业陷三大困局：需求不振、高成本、高税负
全国300多名民营企业家在山东济南出席全国工商联十一届三次执委会时,普遍表示“日子难过”。当前紧绷的资金链、居高不下的税负给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许多民企尤其是中小企业经营难以为继,生存举步维艰。有的企业家对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信心不足,对经济中出现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心存恐惧。需求不振、高成本、高税负与当前的民企生死攸关。
产能严重过剩不敢投资只能“吃老本”
成立于2004年的河南绿色中原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农产品加工、旅游和房地产等项目,企业发展高峰时有5000多名员工,资产达3亿多元,能实现2000万元以上的营业利润。公司董事长宋丰强坦言,2014年日子太难过了,除开税费、原材料和人工成本外,公司基本无利润可言,甚至出现负增长。“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只能先保住企业的命,再去考虑企业的长远发展。”
宋丰强说,公司是中国银行20多年的黄金客户,多年来没有一笔逾期和欠息的贷款,信誉也很好。但是自从去年银行抽走4000万元贷款后,企业几乎限于停产状态,公司5000多名员工裁减到3000多名,这种趋势仍在加剧。“当前全球总需求不振,国内需求不景气,企业产能严重过剩,不敢投资,只能释放企业自身重资产,吃老本了。”他无奈地说。
四川金广集团董事局主席陈陆文、成都嘉润集团董事长陈先德、北京洛娃集团董事长胡克勤等民营企业家与宋丰强有着同样的感受,目前企业生存艰难,不做加法,只做减法,能保住当前的生产经营就很不错了,对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力不从心。
身兼四川省工商联副主席的陈陆文说,过去很多民营企业的发展依靠低能源和高需求,由于国内外市场不景气,当前制造业产能过剩严重,在中国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基地和全国三大动力设备制造基地之一的德阳市机械设备装备中心,相当一批民企在亏损经营。
陈陆文认为,工业领域产能过剩及其带来的经济运行低效率,已经成为阻碍经济结构调整和制约产业结构升级的桎梏。对过剩产能的处置,应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创造内生需求,促进产业合理有序转移,并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引领产业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此外,民营企业家建议,应转变当前政府行政管理职能,减少地方政府对投资的直接干预,发挥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作用。继续加强对投资的宏观调控,控制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严格控制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增长,严格制订和执行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制定较严格的技术、能耗、质量、环保、规模和安全标准,提高市场准入门槛,消除体制性障碍及提供必要的鼓励措施,提高产业的集中度,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强化优势品牌,增强行业的自我调整能力。
一些民营企业家认为“银行是娘,断奶就死”。在当前国内面临经济下行背景下,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生产结构势在必行。民企在采取自救措施消化过剩产能的同时,银行等金融机构临时抽贷让困境中的民企“雪上加霜”。
目前,我国银行贷款实行的是“还旧贷新”,民企是“短贷长投”,也就是企业要将原来借款还清之后,才能再贷新款。宋丰强说,以前,公司还清贷款后,不到半个月又可以重新贷回来,但现在银行将贷款抽走后不给贷了,只能通过其他渠道高息贷款,无形中增加了企业成本。
“企业都死掉了,还怎么去创新,首先要保证民企活命。”陈陆文说,当前国内经济形势倒逼民企转型改革是好事,但银行临时抽贷行为造成民企资金极度紧张。受其影响,有些本身生产经营状况还比较好的民企,有产品、有市场、有销路,结果资金链断裂,犹如“釜底抽薪”带来了致命一击。
据了解,目前浙江省有300多万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超过60%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贷不到款。而占浙江省中小企业总量95%的制造业中小企业,能从银行渠道获得贷款的仅占1%,80%以上依靠自筹资金或民间借贷。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何俊明说,近年来,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在解决民企融资难问题上下了很大力气,也出台了一些具体政策措施,但实际上还没有使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发生根本性改变。在实际操作中,话语权较弱的中小企业仍不得不面临“得不到”和“价格高”两层资金难题。银行等金融机构对贷款资金的“雁过拔毛”,导致了实体经济用钱“既贵又难”。
宋丰强、陈陆文、陈先德等民营企业家认为,当前银行紧缩银根,是国家实现宏观调控、调整产业结构的方式。而国有企业有可以充分利用的行政资源,一些大型的民营企业有着良好的政商关系,但民营中小企业是实体经济脆弱的板块,因此受影响最大,一些中小企业不得不向民间高息借款渡过难关,一些无法维持下去的企业只能“跑路”。
民营企业家建议,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对民企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确保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平均增长速度不能低于整个银行业的贷款平均增长速度,所有商业银行要设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专营性机构,并实行独立核算,独立审批。
此外,制止银行临时抽贷行为,给企业“放水养鱼”,企业活下来了,再进行结构调整,提高科技含量,谋求发展。同时,进一步培育和完善信用担保市场,建立和完善担保机构的行业准入、风险控制和损失补偿机制,鼓励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中小企业担保机构,鼓励民间资本或有条件的企业投资创办民营担保机构,政策上给予扶持。
高税负、高成本压力将民企逼上“绝路”
吉林、福建、广东等地民营企业家表示,居高不下的税费、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给企业带来巨大压力。有些企业税负超过30%,员工的“五险一金”占到了成本的40%至50%。当前中小企业经营环境恶化,如企业用工成本急速上升、出口环境恶化等等,企业税负攀升更显突出。
何俊明说,当前我国内外需不振,劳动力红利消失、成本增加对企业经营造成较大影响。原材料成本上升、市场低迷不振两头压缩企业收入利润空间,高融资成本甚至高利贷正在把企业推向深渊,再加上高税费可以说把企业正在一步步逼上绝路。
据有关研究部门测算统计,从税收上看,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等,渗透到企业的每一个环节。在收费上主要包括教育费附加、水资源费、社会保险费等,据估算,通常交1元税,就要交0.5元至0.7元的费。
来自河北、湖南的民营企业家表示,目前中小企业的实际税负已超过30%,一些企业反映一半利润要用来交税费。一般企业每年的利润增长空间仅有5%,但是财务成本以20%递增。特别是中小微型企业甚至处于亏损状况仍要纳税缴费,而且逐年增加,高税费已成为民企发展的第一羁绊。
何俊明指出,融资难,企业可以缩小经营规模,融资成本高企业利润低一些,但可能有获得更大利润的资本和机会。而高税费是从企业收入、利润中直接增加企业生产成本,直接掠走企业经营成果,而对企业没有一点帮助。
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王文彪说,中小微型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和纳税的主要力量。如果中小企业被高税负压垮,那么,不但税收税源被彻底切断,而且将失去更多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何俊明表示,面对经济下行风险下民营企业的艰难困境,政府应发挥税收政策的宏观调节作用,加大财税扶持力度,出台大幅度、全面性减税降费措施,为企业“雪中送炭”。当前,越是中小企业,所承受的税负越重。目前的税制不仅没有起到公平化的作用,反而加剧了不公平,从而放大了税负痛苦。
江苏、上海、山东等地民营企业家建议,从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减税降费来帮助企业走出当前困境,进而实施稳增长目标。对生产企业由结构性减税扩展到全面性减税,包括生产环节、流通环节和销售环节以及经营成果环节,大幅度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刺激企业生产积极性。
此外,上海、江苏、浙江、黑龙江等地一些民营企业家指出,一直以来,民企遭遇很多不公平对待,不能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和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时要面临滥用自由裁量权、钓鱼执法等问题。政府和企业本来是“鱼水关系”,有些地方却变成了“水煮鱼”的关系。此外,在政府的公信力方面,“新官不理旧账”和不作为现象也一直存在。当前高压反腐背景下,政府“为官不为”作风严重,“门好进,脸好看,但是不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