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不应成经济增长“短板”
15.09.2014 12:10
本文来源: 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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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服务业并不乐观的景气度成为一致的判识。除了大众所熟知的商贸、餐饮、旅游、房地产等消费性服务外，涵盖金融、物流、会展、信息、创意、科技研发和教育培训等内容的生产性服务，愈来愈成为整个服务业的价值中枢。同时，社会保障、公立医院、义务教育等公共性服务，作用也愈发显著。中国企业必须从传统加工制造的窠臼中迅速解脱出来，加快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的步伐，同时主动参与服务业新业态的构建，以实现从加工贸易到服务贸易的有序转换。 （中经评论·北京） 尽管7月制造业PMI出现了今年以来最大月度升幅，而且是连续5个月的回升，但同期的服务业不仅没有比翼高飞，反而拐头向下。7月汇丰服务业PMI为50，创出2005年11月的最低记录。无独有偶，此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发布的报告也表明，7月中国非制造业PMI为54.2%，创出今年2月以来的最低，其中服务业PMI为53.2%，环比回落0.3个百分点。虽然官方与民间的数据相差3个百分点，但服务业并不乐观的景气度却是一致的判识。除了大众所熟知的商贸、餐饮、旅游、房地产等消费性服务外，涵盖金融、物流、会展、信息、创意、科技研发和教育培训等内容的生产性服务，愈来愈成为整个服务业的价值中枢。同时，社会保障、公立医院、义务教育等公共性服务，作用也愈发显著。一般说来，工业化程度越高，服务业态愈显高端化。在工业化初期，服务业主要以低层次的消费性和生产性服务为主，而进入工业化中期后，以房地产、旅游、家政等为内容的消费性服务和以金融、保险、创意、科研开发等为元素的生产性服务地位日渐上升，社会对于公共性服务的改善诉求也不断增强。总体而言，我国服务业目前仍停留在中低端服务品的延伸和扩张阶段，公共性服务处于短缺状态。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测算，2003-2013年，我国服务业年均增长9.7%。截至2013年底，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上升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然而，相对于其他经济体而言，目前我国服务业依然处于追赶过程中。不仅占GDP比重大大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70%的水平，而且显著低于发展中国家60%的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也相差14个百分点。另外，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国内服务业的增长主要表现为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超常增长，两者增加值在服务业中的占比分别为11.8%和13.0%，充分说明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结构性失调，尤其以诸如创意设计、科研开发等高端服务生产与供给的不足最为显著。 值得警惕的是，与20世纪最后10年在新生市场经济力量催生之下服务业保持强势增长，并在2002年实现占GDP比重43.0%的景象有所不同，21世纪初的10多年中，服务业基本处于碎步慢走状态。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相比2002年仅提高了3.1个百分点，而且最近几年服务业增速出现了明显的递减态势。统计数据证实，2004-2009年的5年时间中，服务业年均增长11.78%，但2010年以来的4年时间，服务业年均增速仅为9.17%。在宏观政策大力提倡发展服务业和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这种情况的发生应当说极不正常。 中国服务业在经济总量构成中的弱势状态，以及增长步伐的不稳定，主要与依赖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直接关联。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将资源更多地投入到基础设施等与经济增长相关的领域，相应地对公共服务行业的投资形成“挤出效应”。资料显示，过去10年中，公共财政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年均保持13%以上的增速，个别年份甚至达到20%以上，但同期作用于医疗、教育、社保就业等项目的支出，却从高峰期的18%降低到了目前的10.1%。再加上政策对民间资本进入服务业部分领域的门槛约束，与过去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4.62%相比较，同期我国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投资年均增速落后了4个百分点以上。在社会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未能形成有效支撑的前提下，服务品供给不足必然在所难免。 问题关键在于，由于公共服务品短缺，居民不得不高价购买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以致出现改革成本由居民承接和分担的现象，其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也相应被大大强化。不仅如此，社会保障体系的欠缺也提升了居民对未来风险和收入不确定性的预期，而为了最大程度地规避未来不确定性，居民只能提高储蓄，从而直接约束了居民对服务品的购买能力，进而削弱服务业增长的客观动能。还需注意的是，过去10多年中国内服务项目价格指数都大大高于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等，因此，服务价格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消费需求，从而限制了服务业的增长半径。 显然，继续营造与扩充服务业在经济构成中的正能量，必须在顶层设计上纠正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时在财政供给层面硬化对服务业的公共资源投入比重，形成优先发展服务业的社会投资导向。不仅如此，由于中国服务业时下正处艰难追赶过程，迫切需要政府削减税收等成本负荷，同时降低民间资本的进入门槛，激活服务业本身的竞争性能量和产品供给能量。当然，除了在供给方面培植撬动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杠杆外，在需求层面政府还应该增大对生产性和消费性服务产品的采购力度，重构政府、企业和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制度，通过较大幅度地增加居民收入，以拉动其对服务品的购买需求。 需要强调的是，在需要为服务业“给力”的基本方阵中，企业转型升级应当成为关键和核心的牵引力量。必须承认，长期满足于“代工制造”尽管让中国企业获取了微薄的利润，但也弱化了企业进行设计开发、市场营销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内在动能，从而极容易使企业跌入受制于人的境地。因此，中国企业必须从传统加工制造的窠臼中迅速解脱出来，加快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的步伐，同时主动参与服务业新业态的构建，以实现从加工贸易到服务贸易的有序转换。 （《中国证券报》，中国市场学会 ，张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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