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虎”大数据：传递哪些信息

来源: www.xjdaily.com.cn

　　笔者通过统计、归纳68名被查高官的具体信息，得到十八大以来的“打虎”大数据。这些大数据传递了哪些信息？让我们用数据说话、用图表说事、用文字说理。

　　数量巨大

　　如表一所示，新中国成立至今的65年间，据公开资料统计，共查处省部级以上高官205名。党的十八大之前的63年内，因涉嫌腐败犯罪或严重违纪违法落马的省部级以上高官为145名，平均每年有2.3名高官被查、落马；党的十八大之后，两年多时间内因涉嫌犯罪或严重违纪违法落马的省部级以上高官达68名，平均每年有34名高官被查，年均落马高官数量为十八大之前的10多倍。这不仅说明当前我国省部级高官腐败问题的严重性，更反映出现阶段反腐力度之大，以及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时间集中

　　从2012年12月2日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落马至2014年12月26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孙鸿志被调查为止，在短短25个月时间里，68名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平均每个月多达2.72人。

　　如图一所示，在2013年中，落马高官数大致保持按月递增，12月更是到达顶峰的6名；2014年，除1月份无高官落马外，每个月都保持至少3名以上高官落马，较之2013年同期落马高官数又有大幅提高，高官落马时间之集中，前所未有。

　　山头林立

　　高官腐败呈现出的一个新特点就是高官之间帮派盛行、山头林立。一些落马高官利用职务便利与在官场的“影响力”，大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形成利益共同体。在这些落马高官中，极具代表性的有“石油帮”“秘书帮”“山西帮”（见图二）。早在30年前，邓小平就首次提出“小圈子”害死人，并指出很多失误、错误缘起于“小圈子”主义。现阶段的高官腐败案件查处中，大量的窝案、串案一并被发现，“拔出萝卜带出泥”已成高官反腐背后常态。杜绝、防治帮派主义、山头主义，权力监督是保障，依法行政是关键，要确保行政工作在法治轨道上平稳运行。

　　覆盖面广

　　68名落马官员的地域分布中，中央机关占到了13名，所占比例高达21.7％。天津、重庆作为直辖市，分别有1名高官落马。其他省份中，山西、四川、江西3省被查人数“名列前茅”，具体官员的个人信息则与苏荣、周永康、令计划3只“大老虎”分别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有2名国企高官被查，更是体现出反腐覆盖面之广。68名高官分别来自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占34个省级行政区的70.6％。反腐之风吹遍全国各地，昭示着“打虎”反腐的全面开展。

　　级别特高

　　如表二所示，新中国成立起至党的十八大之前，因贪腐问题落马的国家级高官仅4人，且都属于副国级官员。十八大后的两年间，落马高官中已有4名国家级高官。其中周永康为正国级，徐才厚、苏荣、令计划为副国级。落马高官级别之高，突出体现了中央反腐决心之大、力度之强。在“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朴素理念下，只有高官中的腐败分子少了，基层官员中的廉洁楷模才能越来越多。

　　力惩军腐

　　在68名落马高官中，徐才厚、杨金山等人的身份尤其特殊。徐才厚原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上将军衔；杨金山原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中将军衔；2014年被公诉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系中将军衔，涉嫌贪污、受贿等罪名。这几个人都属军队系统高层领导干部。长期以来，受限于监督乏力（军队系统监督主要靠军队纪委，而军队的纪委，仅为正大军级别，而七大军区级别均高于军队纪委），军队中因腐败犯罪落马的高官甚少。此次，军委副主席、军区副司令员因涉嫌腐败等双双落马，极具标杆意义。这将震慑军内硕鼠，有利于遏制军队腐败的高发势头。

　　严惩不贷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统计，党的十八大后“落马”的68名省部级以上高官中，30名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其中已有6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进入审判程序；另有24人还在接受组织调查（其中原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于2014年9月30日因癌病逝）。已被查清的高官中，只有衣俊卿、付晓光、赵智勇、张田欣4人因未涉罪而仅作出相应的党纪、政纪处理，未牵涉司法程序。严惩贪腐，竭力遏制“老虎式”腐败，高官反腐坚持下猛药、出重拳、用重典，让不敢腐败成为领导干部的普遍心理。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可谓历年来反腐力度最大、措施最有力、成效最显著。一大批腐败高官的落马，不仅彰显出中央反腐决心与力度，更是给民间反腐以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