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把网络当“痰盂”者要当心了

　　继集中打击不法律师，依法整肃“律场”风气之后，各级公安机关根据统一部署，又依法集中专项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行动。行动首战告捷，197名恶意造谣传谣者受到查处。

　　几乎同时，人大常委会于8月29日高票通过《刑法修正案（九）》，其中对利用网络制造和传播谣言（法律术定义“编造和传播虚假信息犯罪”）的个人、社会法人、网络经营者、网络平台提供者、媒体平台提供者等，均作了不同程度的约束与限制，为今后净化网络搭建了更规整、严密的法律框架。

　　这些举措接连推出，形成组合拳，当然事出有因。网络谣言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舆论环境，给广大民众带来巨大的困扰。仅从这次被“收进法网”的造谣传谣者所恶意制造或传播的谣言，就可见端倪。

　　这些谣言以危害和杀伤力特别巨大作为标尺作粗线条划分，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政治谣言，试图进一步间离民众与党和政府的关系，不管造谣者和传谣者出于何种主观目的，其客观效果都是充当了西方敌对势力“谣翻中国”之帮凶。

　　第二类是恐怖谣言。譬如“天津港爆炸死亡1300多人”，“附近小区一个活口没剩余”、“有毒气正向北京扩散”等等。故意蛊惑人心，误导社会公众，制造渲染恐慌情绪，客观效果是为企图“谣乱中国”的西方敌对势力为虎作伥。

　　第三类是市场谣言。譬如“证券公司发布针对5000万VIP客户的风险预警”，“证监会研究维稳资金退出方案”等等。这些谣言眼下集中于股市，旨在故意制造政府与股民的情绪对立，干扰、消解、破坏政府力促股市稳定的种种努力。不管造谣者出于火中取栗、浑水摸鱼还是其它什么目的，客观上都产生了渲染“中国经济崩溃论”就在眼前的恶劣效果。

　　或许有人认为，“谣翻中国”“谣乱中国”是危言耸听，与普通人关系不大。实则不然。

　　第一、比如在股市处于敏感期时，因涉及无数股民家庭的切身利益，谣言对百姓的伤害不可谓不深。同时，又对党群关系和和政群关系造成损害，对整个资本市场造成危害，且形同于人的某个器官得了慢性溃疡，很难在短时间内愈合。

　　这尤以《财经》杂志发表的《证监会研究维稳资金退出方案》一文最为典型，对股市的直接冲击，尤其是对炒股民众的信心打击，几乎是致命性的。

　　国内财经媒体一方面有“市场化”的标签，另一方面又有“体制内”的背景，因而，每当股市乃至经济基本面出现波动时，其所发表的“谣言报道”或“谣言文章”，往往会被许多股民和业界人士信以为真——就算受众只是半信半疑，其扰乱人心的杀伤力就不容小觑。

　　当然，对于造谣和传谣者的动机，我们也理当看到，其中的不少人是因个人生活、事业、家庭乃至爱情处处不顺所致，有的是出于谋利目的，有的甚至只图个“被点击”和“被关注”。更需要民众与国家清醒认知和认真对待的，是那些罔顾事实，以编造、夸大等手段，一味仇视、攻击国家制度或歪曲历史的人，尤其要警惕的是，其中不乏“砸锅党”。

　　这儿所指的“人”，既包括自然人，亦包括部分“社会法人”，抑或这类“社会法人”中的某些“群体”。这些自然人和“社会法人”往往围绕舆论事件互相唱和，一度在网络上形成了某种“攻击体系”。

　　与前一种（占多数）造谣传谣者的多元“个人动机”大不同，后一类自然人和“社会法人”，集体性地把互联网当作了“政治痰盂”，放肆地向自己的国家“吐痰”，试图用不断积累的痰汁解构和淹没这个国家，妄想“推倒重来”。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国家一度“忽视”甚至不敢对打击网络造谣传谣犯罪理直气壮地立法。

　　受制于专项法制长期缺位，每当“实在看不下去了”，“实在不像话了”，有关部门尤其是作为政权“刀把子”的公安部门，只能站上前台进行断断续续地、“一事一策”地作应急处置。

　　但由于缺乏可供“对号入座”的强有力的专项法条，这样的处置和处罚，往往只能尴尬地动用现有《刑法》中的“寻衅滋事罪”抑或“扰乱社会秩序罪”，作“蜻蜓点水式”的查究，一面让广大正义感未泯的民众感到困惑，一方面又很容易引发处罚“牵强附会”的攻击。

　　由于法制软肋被部分造谣传谣者看了个真切，如此这般零打碎敲的、不痛不痒的、高高举起而不得不“轻轻放下”的“打击”，客观上致使造谣传谣者越来越放肆无忌……

　　网上的乌烟瘴气早已令广大国人极度不满，整肃和构建正常的网络秩序乃大多数国人的共同心愿——虽说包括笔者在内，民众在遇到个人的不如意时，人人都会抱怨和不满，但绝大多数民众却始终认定和信守一个“死理”——那就是，只有国家好，个人与家庭才能好！

　　在经历了组建国安委，把网络安全管理从宣传部门剥离出来等一系列必须的前期铺垫后，增设针对互联网管理，尤其是依法打击利用网络造谣传谣的专项法条之行动，终于体现在《刑法修正案（九）》的制定与审核中。否则，国家和政府“硬”不起来，网络风气“邪压正”的不正常现象就无法改变，广大爱国网民就不敢理直气壮地为网络的“正风肃纪”提供集体性正能量。

　　可以说，2015年8月29日，正是展现国家互联网法制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大时间节点。

　　在《刑法修正案（九）》中，对利用网络制造和传播谣言者相应的量刑幅度都不重，但有专项打击法条与没有专项打击法条，其震慑效果肯定大为不同。因此，把网络当“痰盂”者，尤其是继续把网络当“政治痰盂”者可要当心了！

　　粗读《刑法修正案（九）》打击“信息犯罪”的全部新增法条，以及关于《刑法修正案（九）》的说明文本，不少人难免会有法条依然不够“硬朗”的感觉。尤其是针对媒体直接造谣传谣的法律追责，似乎尚缺乏明确的规定。但凡事还须“向前看”，笔者以为：

　　第一，针对法条的粗线条表述，不排除日后将会出台更细化的司法解释加以补充完善，使法条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更加绵密。

　　第二，新增法条自身亦是与时俱进而非固定不变的。针对实施过程暴露出来的问题与不足，法条的补充与更改，包括继续增加“钢火”与“硬度”是不存悬念的。

　　第三，打击利用网络造谣传谣决非单打一的孤立行动，而是全面正风肃纪的其中一块。新增法条的打击效果将在综合性的正风肃纪措施中得到“活”的体现。

　　第四，自（误）以为法难责众的造谣传谣者，务要正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包括网络生态正在不同程度改观之事实，若依然低估国家意志，抱定政府“管不过来”之侥幸，所支付的代价定会越来越大。（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