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系统落马官员已有19人 价格司成最密集地
那些倒在发改委的官员。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5月至2014年9月，全国范围内共有19名现任或曾任发改委系统的官员落马。十八大以来，发改委系统中“栽下马”的官员数量在国务院25个组成部门中最多。专家表示，“发改委系统官员落马，主要因为发改委集各领域的审批权于一身，审批权权限过大”。针对发改委出现的种种状况，如何改革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38号的国家发改委大院正处在风雨之秋。继反腐风暴横扫山西之后，这里再次成为漩涡的中心。
9月22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原副巡视员郭剑英被带走调查。6天后，价格司又有3名司级官员被带走，其中包括刚刚接替曹长庆担任司长的刘振秋以及两位副司长——周望军和李才华。此前的8月24日，曹长庆被带走调查。
价格司多名官员被查期间，9月24日，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涉嫌受贿案，在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2013年5月，刘铁男与妻子郭静华在国家发改委大院被中纪委带走，他因此成为国家发改委自2003年改组成立以来，被中纪委调查的首位在任最高级别官员。
然而，对于素有“小国务院”之称的发改委，刘铁男的落马，似乎成为某种开端。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数位发改委系统官员相继落马。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5月至2014年9月，全国范围内共有19名现任或曾任发改委系统的官员落马。他们来自国家发改委、委管国家能源局或者地方省级发改委。
“发改委系统官员落马，主要因为发改委集各领域的审批权于一身，审批权权限过大。”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针对发改委出现的种种状况，如何改革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反腐风暴刮至“天下第一司”
2014年八九两月，国家发改委已有7人被带走调查，其中价格司就有5人
8月12日上午，发改委3楼会议室里正在召开一次“非居民用天然气调价”的新闻通气会。时任价格司副司长的周望军，坐在主席桌的一边，整场下来几乎都未发言。一个多月后的9月28日，包括周望军在内的3名发改委价格司正副司长均被带走接受调查。
加上此前被调查的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原司长曹长庆、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原司长陈斌、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原司长张东生以及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原副巡视员郭剑英，八九两月，国家发改委已有7人被带走调查，其中价格司就有5人。
据财新网报道，曾被谐称为“天下第一司”的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已超越山西省委办公大楼，成为最密集的贪官落马地。
价格司是国家发改委最重要的职能部门之一，下设11个处，负责对包括电价、水价等在内的多种垄断商品和公共服务的价格进行审核和监管，组织拟订重要价格收费政策，制定或调整由中央政府管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及收费标准等，过去也对油价和药品医疗服务等进行管制。
9月22日，发改委价格司原副巡视员郭剑英被检方带走。事发前，郭剑英一直负责医药价格管理工作。郭于2009年起担任价格司医药价格处处长，2013年晋升为价格司副巡视员。
早在郭被带走的一个月前，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原司长曹长庆被调查。在曹长庆任内，价格司曾对药品价格下达过多次降价令，但效果很差，被舆论批评为药价越降越高。郭剑英曾为曹长庆下属，具体负责医药价格管理。
对于药企来说，握有医药价格管理权的郭剑英属关键人物。这是因为，按照现有的药品定价模式，除了确定最高零售价的医保目录外，新药和特药实行单独定价机制，即报物价部门，企业自行定价。
根据新药五类的定义，其前3类和美国确定的新药标准基本一致，但是后3类实际都是仿制药，改变剂量和给药方式都属此类。
据长期从事医药行业的业内人士介绍，我国新药上市，都需要进行定价，“企业如果想把药卖得贵一点，就要想办法‘搞定’负责定价的人。如果公司搞不定，还得再托人帮忙，这些都需要‘打点’”。
作为定价的关键人物，在新药上市的定价过程中，尤其是仿制药类，郭剑英的权利不可小觑。但对于其被调查的具体原因，和大多数被调查官员一样，暂无官方通知。
2014年5月，原司长曹长庆退休，刘振秋接任。8月24日，曹长庆外出回京在机场被带走调查，此时距离他退休仅仅过去3个多月。
发改委系统落马官员在国务院组成部门中最多
很多曾经就职于发改委的官员即便已经离职，也没能逃脱反腐风暴。此外，不仅有国家发改委“大官”出事，地方发改委的“小官”们也没跑掉
短短两个月，数名发改委官员落马。但记者梳理后发现，这些还仅仅是冰山一角。十八大以来，发改委系统中“栽下马”的官员数量在国务院25个组成部门中最多。
2014年6月24日，国家发改委下属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梁波被带走调查。梁波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同月6日与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韩水、副司长秦志军一起，陪同国家能源局副局长王禹民到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电力规划设计总院调研。
2014年5月23日，最高检对外发布消息称，检察机关以涉嫌受贿犯罪对国家发改委下属国家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王骏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同月，发改委下属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被检察机关带走调查。据报道，魏鹏远被带走时，家中发现上亿元现金，执法人员从北京一家银行的分行调去16台点钞机，清点时竟当场烧坏了4台。
有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魏鹏远可能牵扯到神华集团近期被举报事件。该举报材料揭露部分不法煤炭贸易商不惜花重金买通神华集团运销公司和第三方商检机构有关人员作假、以低卡的神华煤价格购买到高卡神华煤，从而牟取巨额利润的行为。
发改委下属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司长郝卫平，则因其妻子所经营的企业涉事，于2014年4月15日下午在办公室被带走调查，至于其本人是否存在违纪行为，目前尚不确定。
2013年8月，发改委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刘铁男的落马则是发改委系统中落马的“最大官员”，而在发掘刘铁男贪腐劣迹的过程中，贪污2.4亿元，拥有12国护照，24个不同银行存折等情节也令众人瞠目。
除了这些在发改委中被揪出的贪腐官员，很多曾经就职于发改委的官员即便已经离职，也没能逃脱。
2014年1月，正在参加河北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河北省人大常委刘学库被纪检部门带走调查；8月5日，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因受贿等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被最高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8月7日，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祝作利也因涉嫌受贿罪被最高检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刘学库曾于2011年1月至2013年3月担任河北省发改委主任，姚木根曾在2007年至2011年间任江西省发改委主任，祝作利也曾在陕西省发改委工作7年。据报道，3人被调查的原因均与在发改委任职期间的行为有关。
2014年9月19日，四川省凉山州纪委通过官网发布，凉山州发改委主任、物价局局长、粮食局局长李宏伟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经查，李宏伟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其中部分问题已涉嫌犯罪，目前事件正在调查处理中。
为何是发改委
“审批权或者各种类似审批的权力都掌握在几个人手中，他们能够对市场和社会运行产生决定性影响，这是他们能够以此换取私利的基础条件”
细数近期发改委的落马官员，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原司长张东生绝对算是发改委系统中的“老前辈”，因为早在1982年，他就进入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而发改委正是“脱胎”于1952年设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国家发改委由国家计委的演变过程，具有鲜明的时代发展特色。
“国家计委”的产生是为了适应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但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转变，国家计委的功能也在不断发生改变。
1998年，国家计委被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并将该部门主要职责放在管理国民经济全局事务、着力制定发展战略并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上。
2003年3月，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第五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基础上并入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和国家经贸委部分职能，改组为现在的国家发改委。
发改委内部频频事发，在竹立家看来并不意外。他表示：“发改委内部贪腐案件频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发改委集各领域的审批权于一身，审批权限过大，权力过于集中。”
“小国务院”发改委拥有的权力究竟有多大？
依照规定，发改委审批的项目和资金范围涵盖农林水利、能源、交通运输、信息产业、原材料、机械制造、轻工烟草、高新技术、城建、社会事业、金融、外商投资、境外投资等国家经济的各个方面。
发改委具体的监管或审批权有多少，目前并没有统计数据，但记者找到的一份资料显示，发改委从2012年4月19日至2013年3月21日不到一年时间里便审批或核准了近1500个项目。
“凡是重大项目，几乎都要找发改委审批，项目能不能上，都需发改委‘拍板’。”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看来，发改委拥有的众多权力中，审批核准权正是致使其腐败滋生的最主要原因。
2012年5月27日下午，广东省湛江市市长王中丙在拿到国家发改委核准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动工建设的批文后，在发改委门前难抑激动地亲吻批复文件的一幕震动全国。有评论指出，这一吻也是发改委显赫权势的真实写照。
“审批权或者各种类似审批的权力都掌握在几个人手中，他们能够对市场和社会运行产生决定性影响，这是他们能够以此换取私利的基础条件。”国际关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毕雁英认为。
比如落马官员梁波，其所主持的能源局电力司，手握电网规划、输电工程、变电站建设、自备电厂建设、“上大压小”工程以及小火电机组关停等项目审批的大权。
转变职能、简政放权被评“需更给力”
“关键是在取消或下放审批权限的同时，建立起一套完整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大责任追究力度”
9月24日，刘铁男在法庭上称，在纪委立案审查的时候，他写了如何反腐的建议，主要是结合其亲身体会，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审批权应当大量下放到市场，从源头上解决政府不该管的一些事，防止以权谋私。
事实上，作为所有现存国家机构中权力最大的发改委，其出现的种种问题，中央也一直在对其进行改革。
截至2014年9月，国务院已经分7批取消和下放了632项行政审批事项。但这在多大程度上能解决由于部委手握审批权而导致的腐败问题，仍不得而知。
“过去十多年，发改委一直在进行调整，但最终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过多干涉经济活动的局面。”对于改革，竹立家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2013年3月，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要进一步加大发改委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的力度。
过于集中的行政审批权力，被认为是众多手握审批大权的司长们纷纷把持不住的重要原因。比如价格司，就负责对包括电价、水价、药价等在内的多种垄断商品的价格进行审核和监督，落马的5名正副司长多数就恰恰分管过医药价格管理。
就能源领域而言，国家能源局落马的6名官员中，多数曾长期分管煤炭、电力等工作。达到一定规模的能源项目要想顺利上马，没有他们的放行便无从谈起。刘铁男对没有任何“表示”的企业申报项目，经常一拖再拖，在被举报后，又在落马前夕密集放行了一大批项目。
2013年6月17日，国家能源局、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的职责整合，重新组建国家能源局，由国家发改委进行管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简政放权的要求，重组以来，该局先后取消和下放23项审批权。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马庆钰认为，将事前审批改为后续监管，有助于改善腐败集中的情况。“但是监管也是有成本的，不能完全排除官员以权谋私的可能。关键是在取消或下放审批权限的同时，建立起一套完整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大责任追究力度。”
对于当前发改委现状，竹立家表示，改革仍需时日。
他认为，针对目前发改委系统内的腐败问题，应充分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比如涉及民生等大的投资项目要亲自由人大进行讨论决定，“发改委也应加大部门公开透明度，将审批环节、资金花费等公之于众，便于社会监督”。（赵晨曦 高欣）
(部分资料来源：《南京日报》《财经》《北京青年报》、光明网、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