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运生：发挥壁画艺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桥梁作用
袁运生先生极为欣赏的库木吐喇新2窟菩萨。
袁运生先生极为欣赏的券顶菩萨群像（下）。
山东青州被称之为“永恒的微笑”的雕像（复制品）。
新疆日报讯（记者曹新玲报道）国庆节前夕，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术委员会和新疆龟兹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丝绸之路传统壁画艺术研讨会”在地处克孜尔石窟的新疆龟兹研究院举行。
今年是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一年，又适逢自治区成立60周年、新疆龟兹研究院成立30周年，可谓三喜临门。在这喜庆的日子里召开此次壁画艺术研讨会，颇有纪念意义。
来自我国美术界壁画领域的著名壁画艺术家袁运生、刘秉江、唐小禾、李化吉等30多人围绕“龟兹壁画艺术的形成与发展与古丝绸之路的关系”“丝绸之路壁画艺术的传承、交流与发展”“如何解读和梳理龟兹及其其他古代壁画在当时和现今存在的意义”“如何使壁画艺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等话题展开了积极的交流研讨，气氛热烈。
会后，记者专访了作品等身、享有盛名，曾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创作北京国际机场壁画《生命的赞歌——欢乐的泼水节》开美术界思想解放风气之先、又去美国访学后回国从事美术教育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袁运生先生。
记者：袁老师好！很高兴你能接受采访。你是第一次来龟兹吗？对龟兹石窟印象如何？你如何看待龟兹石窟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
袁运生：我以前来过新疆，来过龟兹，新疆的文化遗产非常丰富，所以对龟兹石窟艺术的精美并不感觉吃惊。在龟兹，我不由感叹中国传统艺术的博大精深，感叹其恒久的魅力。相形之下，感觉现在的《中国美术史》很有必要补充许多内容，比如雕刻、比如青铜器，当然还有壁画，中国美术史对其都缺少一个系统的总结、系统的分析和归纳。过去我们写美术史，总参照国外的模式，但是我们与国外有不同的国情，是不同的国度，我们应该有自己编写美术史的方法，而这方面，我们做得远远不够。
应该给予龟兹石窟艺术，包括青铜器、雕刻等艺术以应有的地位。
我是20世纪80年代初去美国访学的，在美国，感觉其绘画、雕刻已经走向末路。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艺术发展是一种回顾式的发展，而美国是否定式的发展；中国是寻找到新的资源之后往前走，而美国总是否定后，继续重新建立新的体系。美国与中国有着非常不一样的进步观。当时很失望，感觉必须从中国自身的历史中去寻找发展的路子，看能否寻找到新的促进中国美术发展的推动力。
“重建一个中国的美术教育体系”，这是我的心愿和努力方向。我们也正在做这一课题。经过摸索和努力，通过对中国传统艺术品的复制，我们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为了寻找新的教材，我们一个省一个省的去寻找资料——我想，我们从教师开始就努力改变，给老师们以时间，让老师们先意识到重建我们中国自身的美术教育体系的重要，让他们熟悉和认可中国美术自身的价值，从基础部的教育开始抓起。
来龟兹其实就是一种寻找。
记者：你在发言中以龟兹壁画为例，屡屡提到考古、历史和美术艺术的关系，还多次强调中国传统艺术的价值，在美术创作中，坚守传统有多重要？
袁运生：是的，我特别想说说考古、历史和美术艺术的关系，考古学家的职责毋庸讳言，但考古与艺术结合有非常重要的价值，20世纪的重大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美术教材，为我们提供了中国文明非常清晰的史料——但（也有这种情况），部分搞考古的人，不懂艺术，只要能把东西挖出来就行，写了考古报告就算完成任务了。若艺术家具备一些考古学方面的知识，在这中间就应该是座桥梁，艺术家应该取其（考古成果）中有价值的东西作为教材，很可惜就这样放过去了。
成为董希文先生（我国著名画家）的学生让我获益匪浅。先生非常中国化，非常坚守传统，而且画得非常成功。先生视野也很开阔，考古成果（文物），包括那些壁画、雕刻，先生都很重视，为我们绘画创作提供了新的研究学习对象……
现在，我们对中国文明的整体取舍和价值的把握还没有能力，但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些史料中寻找到更适合当教材的内容。像三星堆的
发掘，没想到三千年前的雕刻如此精美，而三星堆博物馆也对我们的课题非常支持，复制了10多尊雕像给我们……中国的青铜器之类也都非常精美，但我们缺少历史眼光，缺少辨识古代文物价值的审美能力，还没有深入发掘其中的价值。
我们所目见的不光是艺术品本身，而且应该是那件艺术品背后的东西。我们不能张口闭口说希腊罗马，我们应该有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现在的中小学教育关于这部分做得是非常差的——我们以前写的美术史太差太碎了，美术史只能叫绘画史，应该重写。
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一方面要提供给美术史家资料，另一方面要弄教材；这件事非常重要（美术重要的是对教材的解读），我国西北、东北民间艺术非常发达，如剪纸手工等等，非常好，这样的东西在其他地方已经绝迹了，包括一些壁画、雕刻等，它们都是民间的工匠用心绘制、雕刻出来的，工匠自己是有他自己的积累的（口诀口传，人都逝去了，但口诀仍保留着……）这很难得。
我们丢失的东西已经很多了，我们唯有从作品来追溯绘制、雕刻作品的人，来追寻当时的作品创作已达到了怎样的水平。
一件大型作品肯定有两拨人在做，一拨人是理论设计，一拨人是能理解和掌握这些设计的工匠——当时他们是怎么想的，工匠们又是如何绘制、雕刻的，怎样将想法与材质结合起来的？我想，希腊罗马也应是类似的格局吧。
我们在山东青州复制了那座两尺多高的雕像（女像），那被称之为“永恒的微笑”的雕像。西方艺术家认为艺术品只能做到将要微笑或暂时微笑，很难做到“永恒的微笑”，他们一直在困惑，通过什么方式能把微笑这一美学难题解决了，但没有做到，可中国人解决了，而且无任何欠缺，难以想象中国雕刻竟然还有这么高的水平。
中国的许多艺术品完全超越了用西方思维（科学思维）难以解释的范畴。
探究中国雕刻解决美学难题的思路，可加深中国人对自己文明成果的重新认识，它解决的许多问题是西方没有解决的。我们现在看希腊雕刻，它说明性的东西太多，不像中国雕刻，既简练又传神。
记者：龟兹壁画的独特性到底在哪儿？你们的课题会将龟兹的内容纳进去吗？
袁运生：龟兹壁画跟内地壁画不同，有着它自己原初的清新、质朴，你从龟兹壁画一直看到内地壁画，会发现有一条清晰的发展轨迹——唯有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才有可能将整个文明的轨迹，从初始到现在的状态，完整地保存下来。
新疆真是一块宝地。我真希望把那些壁画、雕刻从原地复制回来（担心它们因自然分化或人为原因而被毁坏），那样最好了。看这个新2窟（袁先生指着房间墙上镶嵌在画框里的库木吐喇新2窟壁画的临摹作品），非常精彩，既有独特的东西，又有自由在里面，像是没有完全描绘出具体内容，但想表达的意义已经到了。在大中国文化中，龟兹是不可多得的组成部分。而所说的不可多得，唯新疆、甘肃、青海、西藏这些个地方才有。
我们希望能和龟兹合作，将龟兹壁画作为美术教材的一个组成部分——我现在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建构一个全新的美术教育体系上，这个工作量很大，需要花费很多精力，但它对有志于中国美术的学生来说，会有很大的帮助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