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启动国家行动缉捕外逃贪官:要追逃更要追赃

　　2014年以来，打击外逃贪官工作被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7月22日，公安部一场代号为“猎狐2014”旨在缉捕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的专项行动正式启动，这被视为中共密集反腐动作的最新举措，其用意十分明显：在痛打国内贪官的同时，开抓已经外逃海外的“脱网之狐”，从而进一步形成反腐合围之势。

　　“即使犯罪分子逃到天涯海角，也要将其缉捕归案，绳之以法。”在7月22日的电视电话会议上，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说。

　　 语焉不详的外逃贪官数据

　　“猎狐2014”行动掀起了从内到外的追逃旋风。分析人士认为，这项明显带有国家反腐意志的行动背后，是中共高层对腐败零容忍的强硬表达。高层借此震慑那些“贪饱就跑，一跑就了”的贪官。

　　外逃贪官在中国早已臭名昭著。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甚至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腐败子女村”，令中国政府好不尴尬。

　　不过，贪官外逃长期以来一直是个敏感话题，究竟有多少外逃贪官，官方语焉不详。而民间和学术界则多有议论，版本众多。尽管各版本给出的数据存在差异，但外逃贪官数量介于4000~18000人之间。

　　中国贪官与国企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1996年6月，号称“距中南海最近的企业家”、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于志安外逃，此事轰动一时。此后，贪官携大量资金外逃现象进入公众视野，但一直未有系统性研究结论出现，舆论亦波澜不惊。

　　直至2003年，中国外逃贪官数据方在学术界和民间出现。《半月谈》6月上半月刊统计称，中国至少有4000名贪官，携款50亿美元外逃。

　　2004年，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研究报告《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中给出的数据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1亿元人民币”。此后，媒体大多引用此数据。有意思的是，该数据六年后突然被否定，直到2011年却又再度被大量引用。

　　2008年6月，央行在题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课题报告中，援引社科院的一份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万至1.8万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这组数据相较于商务部的数据，外逃贪官数量翻了4倍半，携款金额则翻了一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2013年10月曾披露，2008年至2013年，共抓获外逃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6694名。这是官方首次给出的外逃贪官被抓获的数据。由此推断，外逃贪官的数量应该接近社科院的数据。

　　然而，中国到底有多少外逃贪官，目前依然没有官方权威数据，学术机构的数据忽高忽低，愈发显得扑朔迷离，以至公众宁愿倾向于相信比较高的数据。

　　中纪委此前通报，仅2013年中秋和“十一”两个假期，出境的公职人员中有 1100人没有按时返回，其中714人确定为外逃。2014年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法治蓝皮书做出预警性判断，认为2014年腐败公职人员外逃现象可能还将加剧，特别是前期已经有关系人和资金在境外的公职人员，外逃机会增大。

　　勿庸置疑，从公众观感来看，外逃贪官数量不断在增加。

　　“逃归逃，抓归抓。”公安部“猎狐2014”行动办公室负责人刘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公安部海外追逃总体部署，专项行动根据工作动态适时调整，追逃节奏会进一步加快。

　　公安部“猎狐2014”行动，只是强力部门挥出的第一剑。7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紧随公安部祭出杀招，成立国际追逃追赃和违法所得没收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加大对重点案件的督办力度，并健全潜逃境外人员数据库。

　　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启动凌厉追逃攻势之后，中纪委又部署了一系列组合动作。

　　 中纪委牵头破局

　　事实上，中国的海外追逃很早就已经开始。自从有职务犯罪嫌疑人出现外逃，中国政府对他们的缉捕就没有停止过。

　　1998年，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成立，追逃一直是其任务之一。由于负责海外追逃的权力分散在纪委、检察和公安机关，同时还涉及国安、外交、银行、海关等机构，受此多头权力架构掣肘，追逃总是各自为战，结果不甚理想。

　　此次海外追逃，中纪委处于核心位置并发挥主导作用。对于中纪委主管的案件，由中纪委负责牵头、外交部引渡、司法部负责提供司法协作、公安部负责人员押送，而在相应需要的环节，最高法和最高检也会介入。

　　众所周知，中纪委统率国内反腐大局，但牵头境外追逃，则始于2014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给妄图外逃的腐败分子以震慑。”

　　3月，中纪委内部机构调整，外事局与预防腐败室整合为国际合作局，该局具有组织查办案件的职能，意味着中纪委明确了加强国际合作的对外反腐追逃思路，加强海外追逃追赃力量。

　　5月，中纪委专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座谈会，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央行等8个以上的相关部门参会，这是中央相关部门首次以座谈会形式，就国际追逃追赃工作进行协商和交流。

　　此前公安部、最高检等部门也曾组织过小型会议，但因机构平行，难以形成合力。而此次层级之高，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打破了以往打击外逃贪官各自为战的局面。据悉，中纪委已建立专门的境外缉捕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同时还授权最高检察院协调境外追赃工作的开展。

　　由于中纪委的强力协调与督办，在海外追逃的同时，从2013年也加大了对官员出境的管控。

　　2013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而这当中就包括：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个人收入、房产、投资等。

　　2014年1月1日的修改后的《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新增了“要求拥有海外金融资产、负债的中国居民个人，应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规定申报相关情况”的规定。

　　分析人士认为，这些规定显然是针对中国腐败官员将资产转移海外，并切断金融资产流失到国外的路径。与此同时，公安部反洗钱中心、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加大了对地下钱庄、涉嫌洗钱的可疑账户打击和监管。

　　针对“裸官”，中共中央2014年1月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对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入考察对象。这意味着一旦被确认为“裸官”，仕途基本无望。此举被认为是目前中央层面治理“裸官”最严厉之举。

　　而地方政府也在不断尝试各种管治措施。北京市5月开始对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进一步收紧，处级以上干部因私出国(境)一般不批准，特殊情况需要经过严格程序审批，多个单位还要求处级以上干部上交因私护照，进行集中管理。

　　北京市进出境管理处袁姓退休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出入境管理部门掌握处级以上干部申领因私护照的数据和名单，凡办理过因私护照均有备案，加之数据系统联网，官员出境已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