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开启督政模式
◆本报记者谢佳沥
回首2015，督政无疑是环保工作中最为鲜明深刻的印记之一。
随着我国环境保护进入新常态，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环境形势，原有的以千军万马查企业为主的环境监管模式难以完全满足当前的工作需求，环境监管亟需新利器。
“实现由‘以查企业为主’转变为‘查督并举、以督政府为主’。”2015年早春，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在督查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标志着我国环境监管模式的重大转变。
2015，可以说是我国的环保督政元年。环保督政的探索和推进，为环境管理战略转型、环境质量改善提供了原动力。
从“查企”到“督政”，是环境监管思路从“治标”到“治本”的重大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将企业作为环境监管的主要对象。但从这些年的实践中，我们看到：
有限的环境监管能力难以全面覆盖数量庞大、分布广泛的各类污染源。基层环保部门执法人员不足、经费短缺、装备薄弱，难以应对层出不穷、花样繁多的违法行为;
地方政府对环境监管干预过多，权力越位、缺位、错位现象普遍。地方政府环境质量负责制没有落到实处，土政策横行，环境问题突出，违法行为屡禁不止;
环保部门单打独斗，担负着与其权力不相称的责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些地方环保工作齐抓共管变成一家管，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履行环保职责的责任意识和主动性不强。
查企其实是一种末端治理模式，有效果但有局限，督政则是抓决策源头，抓关键少数，抓主要矛盾，有四两拨千斤之功效。
抓督政就是抓住了环境监管的命门。
环保督政推动了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落实，让“责任田”有人来耕
动力不足是当前我国环境治理面临的一大问题，环保工作说起来重要、干起来不要的现象较为普遍，很多地方实际上处于被动应对的状态。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环境治理会增加成本、减少盈利。企业的逐利天性令其若没有外力的驱动不会主动增加环保投入;从地方政府角度来说，在当前的政绩考核激励机制下，各地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GDP增长的冲动仍在，环保常被视为经济发展的障碍;而相关政府部门的环保职能由于缺乏制度的刚性约束也难以落实到位，敷衍塞责现象较为普遍;环保部门作为统一监管部门，由于受到权力掣肘，无法做到依法严格监管，履职尽责举步维艰。
由于缺乏必要的机制，各类责任主体缺乏足够的环境治理内生动力。虽然运动式检查、高压式打击、命令式管控能在短时间内产生效果，但难以持续，很容易陷入“治理—反弹—再治理—再反弹”的恶性循环。
环保督政突出督查地方党委政府的环保责任落实情况，实质上就是解决环境治理的原动力问题。通过对地方党委政府的督查，将环保压力层层向下传递开来。同时，通过激励政策让各类环境治理主体将压力转化为内生动力，从而形成环境治理的长效机制。
环保督政推动了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度的落实，通过追责机制，倒逼党政领导干部在抓经济的同时抓环保。
督政将改变环境管理重心，从治污末端转向决策前端，从微观转向宏观，从找不到人变为找得准人
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有30个以上的地级市接受了环境保护部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环保综合督查。
在地方层面，山西、青海、广西等省份今年也开展了对下级政府的环保综合督查;四川还借鉴纪委巡视制度，探索建立环保综合督查巡视制度。
督政引起了地方党委政府对环保的真正重视，出席环保综合督查反馈会的不仅有政府市长，也有市委书记，他们正视了当地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而且表达了加大整改力度的决心。督政不仅督政府，也督党委，由此改变了环境治理的格局。
除此之外，今年，环境保护部分别对安阳市、承德市约谈及挂牌督办整改情况进行了开放式督查，进一步强化督政效果，提高督查公信力，让公众来评判整改的效果。
如果说环保综合督查是为地方政府发展与保护工作“把脉会诊”，那么公开约谈就是让地方党政一把手“脸红、出汗”。一年来，超过20个城市的政府主要负责人接受了环境保护部的约谈。
今年以来还有一个重大变化是，约谈地方政府“一把手”开始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表态。随着区域限批、挂牌督办等硬性措施的跟进，约谈的实效逐步显现。
一年的环保督政实践，推动了环境管理从治污末端转向决策前端，从微观转向宏观，从找不到人变为找得准人。
在环保督政的推动下，地方政府尤其是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发展理念正逐渐转变，工作力度加大。一些地方“一把手”开始亲自分管环保工作，做好“守门人”、看好“责任田”，解决了一批突出环境问题。
2016年，督政将再度升级。在督查地市级城市的基础上，环境保护部将对省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开展环保督查巡视，进一步推动地方党委政府落实环保主体责任。国家环保监察职能将得到进一步强化。
当前，督政还只是查问题，而没有追责。随着《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制度的实施，环保督政的威力将充分体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