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城管遇到的那些事儿
□袁莹
提起“城管”这个词，大家很容易和暴力执法联系起来，而作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队伍中的一员，我想说，大家只看到了事情的一面。当我们城市执法者被推向社会大众对立面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进行思考，除了自身管理者水平低下和服务意识差以外，更多是因为工作的硬性规定和被管理者的冲突，情感和理智的冲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心存善良，总是在工作中尽可能地给予需要的人帮助。
我干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18年了，遇到的人和事不计其数，我总想用笔记录下来，也将我们基层执法工作者的温情一面呈现给大家。
第一次遇到那个老汉，是在2003年夏天。主管米东区古牧地中路的中队长吴东巡查回来汇报，有个挂导尿袋的老汉站在桥头卖水果，嘴皮说破，工作做了一上午他都不走。当其他占道摆摊的摊贩被要求离开的时候，都指着老头说，“他为啥就能在最繁华的路段卖水果？”问得他们哑口无言。
执法最该遵守的就是公平公正，这样才能让人心服口服。如果老头不离开，势必导致古牧地中路桥头摊贩很难清理。我让当时管市容的艾队长再去做工作，不一会儿，艾队长气呼呼地回来了，还没进办公室就开始嚷嚷：“这个老汉我管不了！他说他要吃饭，谁来也不管用，我只好准备暂扣手推车，带他回大队教育处理。还没等你动他的车，他拿起身上挂的导尿袋就往你身上扔……”
我一听就知道遇到“市容钉子户”了。虽然我们一直强调，在工作中要有婆婆嘴飞毛腿、不劝走不回队的精神，看来这次是彻底行不通了。我带上小周和中队长，再次来到桥头。
老汉告诉我，他做了一项大手术，必须体外排尿，手术花了很多钱，虽然他有儿子，但都在外辛苦打工，自己得病后花光了家里微薄的积蓄，老伴还有高血压、糖尿病，需要长年服药，他自己也需要长期服药，他说：“我出来是挣命的啊！”
听完我真的感到很辛酸，如果家里条件好一点，谁家这么大岁数的老人况且还是个病人，会出来挂着导尿袋摆摊呢？就算有低保，也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他说，卖水果生意好的时候，每月都有好几千，她和老伴吃饭吃药就指着这个拉拉车，“队长，你行行好，可怜可怜俺老汉吧！”
我心里真是万分同情，可是工作的责任不能让我没原则地答应他，何况出来摆摊讨生活的人，都是家里困难的人家，不然谁愿意冒着严寒酷暑奔波在大街小巷呢？如果我答应了他，就会有更多的人效仿。
我心平气和地将他给我们工作带来的困难耐心讲透，并答应让他到中心市场侧面去摆摊，只要不占道影响行人走路。好说歹说，老人同意了。
可后来，他常常不自觉地就将车子推到苏州街口摆摊，夏天卖水果，冬天卖烤红薯。中队长严峻早就知道他的情况，就默许了他的行为。他一摆就是10年，导致苏州街口常年都有人摆摊，不好清理。但我想，如果没有这个摊位，让他每天有收入，能够按时服药，他很难活到现在。我们也算在小小违反工作规定的情况下，无形中帮助了老人。
去年冬天，我进行执法检查时遇到了老人，他见了我，使劲给我塞烤红薯。他告诉我：“老伴去年去世了，以前都是老伴送饭，现在每天自己带个馍馍烤烤吃了。”
今年，市容管理加强了，要求将苏州街口清理干净，就留了老人一人在此。
说起小梅，在我们大队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她嗓门大、声音亮、说话快、嘴厉害，但凡管市容的中队长都和她有过正面冲突。我认识她的时候是2004年，她推着车走遍米泉的大街小巷，走一路卖一路，你来她走，你走她卖，被我们逮住一次罚款一次。每次交完罚款，她都会在我们单位门前叫骂上一阵，什么难听骂什么，骂够了一转身又上街说卖货去了。我们的目的不是罚款，而是通过这样的手段，彻底杜绝占道行为。可罚款对她没用，她还乐观地叫嚷：“只当交了摊位费！一个拉拉车不用交任何费用，每月也有千把块的收入……”
我一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将她的车子扣回来，让她7日后来单位处理。这下她急了，要求立即交罚款。扣押她的车辆时，她和执法队员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她不但把中队长的衣服撕破了，还把一位女队员的手臂抓出了血痕。
她在办公室指着我破口大骂，她嗓门大、气也足，骂累了歇会儿再继续。她还到局里书记办公室哭喊告状，当时的马书记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管理商贩要将服务放在首位，从根本上解决需要，还让工会委员朱文英给她送去1000元的补助。
干市容执法工作没有忍辱精神绝对无法坚持下来，摆正工作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干的是和部分百姓吃饭问题冲突的工作，每次在街道发生争执，总是有不明真相的群众站在摊贩的一面，加入和我们争吵的行列，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在用强权夺取弱势群体的饭碗，我们是不被待见的群体。可谁又知道，我们的职责就是管理城市中那些琐碎事务，我们也和商贩一样，冒着酷暑严寒在街道穿梭，没有完整的节假日和周末，往往别人的休息日就是我们工作最忙的时候，我们错过无数次和家人相聚的机会。这些都不算什么，最难过的是，我们的工作不被人们理解。
小梅的车子被扣了以后，几乎天天单位一开门就按时报道。也许是累了，她到第三天的时候，居然坐在单位过道抹起了眼泪。我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看她那样，被她辱骂后心里的气也消了。我将她叫进办公室，倒了杯水给她。她看我如此待她，一下嚎啕大哭，边哭边诉说她的不幸。我才知道她家的情况是如此的困难。
她和爱人从河南来到新疆，以前爱人在煤矿下井，由于企业改制，他没了活干，两个孩子都在上学，爱人常年在煤井工作，得了肺部的职业病，不能干重活，就找了个看大门的工作，一个月也就1000多元，除去房租和他自己的午饭，剩不下几个钱。两个孩子吃饭和学费就靠她摆摊挣回来，如果她一天不出去，孩子吃饭都是问题。
我耐心地将给摊贩们讲了无数遍的道理重复一遍。之后，我决定帮助她在丰源后面租个摊位，她就不用走街串巷了。当时管理市场的是工商局的赵局长，我将袁喜梅的情况给他说明，请他帮忙，他爽快地答应了。那时候的市场繁荣，生意很好，所以摊位费也贵，赵局长对她减半收取费用，总算解决了这个让我们头疼的问题。
可过了一个月，她又出现在大街上。带到办公室一问，她说她卖的都是针头线脑，摊位费太贵，没多少利润，自己想干别的又没有本钱提货，只好再次上街流动摆摊。看在这次我给她帮忙的份上，她也答应我，不在主街道出现，只在巷道卖。我告诫她，以后遇到值班队员要好好配合，不要在大街上和队员发生争吵让行人围观，维护执法人员的尊严。她点点头，第一次很温和地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就这样一直维持到2006年。
一天，我又听到了熟悉的吵闹声。她的车被中队长严峻扣了回来，她哭喊着来到我的办公室。两年没见，小梅头发白了很多，也苍老了很多，生活的苦难在脸上留下了几道深纹。她哭着掀开衣服告诉我，她没办法不去摆摊，她得了子宫癌，才做完手术一个月，是借钱做的手术。同为女人，看到她肚子上还没完全愈合发红的刀口，我眼泪都快下来了。可是她的情况很多新队员并不了解，不用问我都知道扣车时大概的情况，车子对她来说就是饭碗，肯定不会轻易让你扣去。
等严峻到我办公室后，我才知道她把严峻的胸部抓得全是血痕。一个小伙子被她又骂又扯的，狼狈不堪，气坏了。等她走后，我平息了严峻的情绪，将她的情况做了介绍。如果我们没有宽广的胸怀，如果存在一点点打击报复的心理，她会被无数次地处罚，可是，严峻默许她在中心市场侧面摆摊。
第二年的冬天，摊贩贾大姐来到我的办公室处理被扣的车辆，我才知道，小梅攒钱换了辆电动三轮车，冬天不小心将肩膀摔骨折了。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我拿出500元，让贾大姐带给她，还打算让她中专毕业的女儿来单位当协勤员，可孩子嫌工资太低，去给私人老板打工干得多拿得多，可以贴补家用，帮助弟弟完成学业。
贾大姐是我见过的摊贩里最腼腆的一个。每次车辆被扣，她不吵不闹，总是默默地抹眼泪，然后跟在保管的后面。保管老荆是个心肠软的人，也常常背着中队长不罚款，将车辆归还给她，中队长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贾大姐是个单亲妈妈，我认识她的时候是2003年，她也是老流动商贩。老荆告诉我，她很可怜，从安徽来到新疆打工，丈夫早早去世，留下年幼的孩子，她就靠摆摊维持自己和儿子的生活，租住在皇渠路。
自从得知贾大姐的情况后，我们默许她在丰源侧通道卖花维持生计。除非遇到大检查，否则都是以教育批评为主，因此她内心非常感激。
儿子优异的学习成绩是对她最大的回报。她就这样辛苦地把儿子供到本科毕业。她有一次到我办公室说，终于熬出头了，儿子有工作了，也找女朋友了，还给儿子在博瑞新村按揭买了房子，等儿子结婚的时候，请我喝喜酒，我欣然答应。
在工作中，当我们严格执法的时候，显得很无情，其实我们都是善良且有同情心的人。如果有带小孩的商贩来处理违章，我们会主动买饭给他们吃，也会给残疾病弱的商贩倒杯热水……可这些没有人看到，看到的都是我们教育数次不改，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和商贩冲突的场面。除了严守工作的要求，我们也默默地献出爱心和温暖，送迷路的孩子回家，将犯病昏迷的老人送往医院……
如果对于商贩我们都去同情，不去管理，将造成交通甚至120生命通道堵塞、行人无法通过的场面。无论我们多么耐心做工作，只要你严格按要求清理，就会有无数次的冲突和争执发生。在情况容许的情况下，我们总是将温暖和帮助灵活地融入到执法中。我们依然忙碌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在日渐完善的城市建设中，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但愿能让大家都过得更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