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发展的启示 从新野猴戏看南阳“非遗”

樊集乡鲍湾村位于新野县城北25公里，从县城出发前往的一路，路不熟的人往往被模样相类的村庄所困扰，不得不一再打听。即使踩着泥泞道路进了村，你也未必能在两侧的村舍前见到猴子。有着两千年猴戏历史的鲍湾村就这样沉寂于普通的村庄中，从鼎盛时期几乎家家耍猴到如今大多数年轻人外出打工，从街头巷尾常见常演到如今极其偶然难得一见，寻找鲍湾村的一路，几乎就像在追寻20世纪以来新野猴戏一度节节败退走向式微的脚印。

“式微”，“传承乏人”，这是省级“非遗”新野猴戏身上尚未撕去的标签，又何尝不是南阳乃至全国诸多“非遗”的命运，在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演进中，许多曾经美好灿烂的遗产离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远。尽管在“非遗”保护传承的道路上政府做出了努力，但“非遗”若想突出重围，必须努力走出“温室”，找到适宜生存和繁荣的土壤并藉此蓬勃生长。

资源丰富，南阳“非遗”守望精神家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地方厚重的历史积淀，作为楚文化的发祥地、汉文化的昌盛地，漫长的岁月孕育了南阳灿烂的地域文化，形成了丰厚的“非遗”资源。

目前我市国家级“非遗”项目9个、省级非遗项目35个、市级非遗项目140个(包含共有项目是179个)、县区级非遗项目901个；而近年来全市普查收集到的“非遗”线索19万条之多、调查项目1.6万多个，种类涵盖语言文字、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传统戏曲等10多个大项。这些根植于民间的“非遗”，曾与老祖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连。

历史可追溯到汉朝的新野猴戏就是如此，小毛猴成为妙趣横生的喜剧演员，在物质文化生活匮乏的年代无疑深受人们追捧。改革开放初期是新野猴戏表演的黄金时代，家家养，户户耍，带给人们欢声笑语的同时，有的猴戏艺人因此成为村里“最先富起来的人”。鼎盛时，从事猴戏的艺人达两万人之多。

其他南阳“非遗”同样有着辉煌的过去。像如今仅存于邓州市桑庄镇孔庄村的罗卷戏，曾唱红整个中原大地，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像难得一见的鼓儿哼，曾唱响南阳城市乡村，每到一处人山人海；像如今生存空间亦显得狭窄的桐柏皮影戏，曾演遍本县及周边县的村村寨寨，十里八乡竞相追看；还有西坪民歌、桐柏山歌，还有大量的曲艺、戏曲，这些从土地上传来的声音，哪个不是当时当地流传甚广甚至人人都能哼唱的呢？

随着时代发展，大量“非遗”迅速衰败甚至消失，南阳不少“非遗”也步入式微的发展窘境。正因为此，各级政府和民间人士都在积极行动，一次次试图挽留那些悠远的弦歌和乡愁……

“非遗”保护，“温室里的幼苗”如何成长

作为城市的纵深记忆，“非遗”勾勒和见证着往日的图景，也不断给人以心灵的滋润和慰藉。社会越是发展，物质财富越是丰富，大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就越是迫切。所以，一方面是“非遗”的岌岌可危，另一方面，人们在心灵深处对传统民间文化艺术的呼唤也越来越强烈。

千余项“非遗”、近二十万“非遗”线索，既展现了我市“非遗”丰富多样、异彩纷呈的现状，也反映了我市“非遗”保护工作的丰硕成果。事实上，正是近年来政府及文化部门对“非遗”项目的重视和扶持，才使得一些非遗项目状况得到了改善。

但单纯孤立的保护，对“非遗”的传承和发展显然难见成效。因此，对“非遗”实行分门别类有差异的“保护”显得很有必要。有的“非遗”，像蛤蟆嗡、丹江号子等项目，因限于自身特点，市场化潜力弱，可采取原生态保护与创新相结合的办法，完善保存资料，力争不失传。有的“非遗”，虽需要保护，但可以市场化运作转化为产品，或引导和鼓励其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拿新野猴戏来说，历经两千年岁月磨砺相传至今，其表演也存在着仅限于民间个人艺术表演、文化内涵欠缺、演出场地受限等不少局限性，但其仍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市场空间。因此经历了猴戏案等诸多是是非非后，如今的新野猴戏反而突破了原有的一些局限性，拓展了表演空间和途径，虽仍需要政府的扶持和逐步引导规范，但发展态势已相对明朗起来。

新野猴戏的现状说明，“非遗”需要保护，但遵循文化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双重规律，支持适宜开发的“非遗”走向市场，建立稳固的物质基础，进入可持续性发展的良性循环，才是“非遗”保护的最好方式。就像弱小的孩子，固然需要父母的喂养、照顾，在他跌跌撞撞成长时也需要不时拉一把，但一味地保护，永远在襁褓和温室中生存无助于他的成长，该推时就要推出去，让他自己一步步成长和壮大起来，最终成为独立生存和发展的参天大树。如方城黄石砚，自身存在市场化潜力，如果扶持其以系统的发展规划和机制进行产业化运作，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也能让其在国内知名砚种中找到自己生存与繁荣的广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