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彝族教授：贫穷因自然环境恶劣 非村民懒惰
大凉山腹地，在与贫穷抗争的人们远非外界一些人所想象的“不争气” 摄影/记者 郝羿
彝族学者侯远高教授和孩子们在一起
对于“最悲伤作文”引发的关注，彝族学者侯远高教授忧心的是，吵完了，各自散了，没有人真正关心能为改变凉山做点什么。
“最悲伤的作文”事件的持续发酵，将大凉山再次置于公众显微镜下。对其贫困根源的探讨，在网上掀起观点混战，同情、谩骂、质疑者皆有。
一些貌似理性的声音认为，懒惰、毒品成为大凉山绕不开的两个致贫标签，由此也产生了“不值得同情”的观点。在当地从事公益服务的志愿者看来，大凉山真实的发展状况绝不是几个概念、标签或“惨不忍睹”的照片所能诠释。
彝族学者侯远高教授10年前暂别大学讲台，回到凉山尝试用教育和专业社会组织的帮扶，修补那些官方暂无力顾及到的社会裂痕；21岁彝族青年吉子吉色则希望通过读书，像30余年前侯远高那样走出去。
北京青年报记者走进大凉山，试图通过侯远高和吉子吉色各自为“进凉山”和“出凉山”所作的努力，展现一个不一定全面、但尽量真实的大凉山。
或许，“撕开”封闭的途径越多元，改变凉山的“内动力”才会越深厚。
话题刚一触及外界为凉山所贴标签，侯远高就像一头愤怒的狮子。乱蓬蓬的铅灰胡须，钢针似的竖立。在位于四川西昌的办公室里，他把眉头拧得很紧，烟一根接一根地点燃，屋内很快就烟雾缭绕，一次性纸杯里插满烟蒂。
那是8月初，“最悲伤作文”刚在网上引发新一轮对凉山问题的争论。
侯远高是中央民族大学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从凉山走出的为数不多的彝族知识分子，常年关注并研究凉山社会问题。
最近10年，他暂别大学讲台，有七八年时间扎在凉山，欲为解决凉山乡村社会问题探索一条出路。
彝族学者眼中的标签
地图上，金沙江在四川西南向北延伸，同大渡河汇合，勾勒出呈银杏叶状的大小凉山轮廓。因山险水急，凉山形成一个封闭、独立的地理单元。该地区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彝族人口220多万。
初入凉山的人，往往对当地的贫穷感到震惊。乡民世代生活在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住着低矮、没窗户的土坯房，墙角堆放的土豆便是主粮，很少吃肉。路边玩耍的孩子，多穿着脏兮兮的衣服，卫生状况堪忧。待到五六岁，他们便要照看两三个弟弟妹妹或参加田间劳作。通常，一个彝族家庭都有2到4个孩子，多的有五六个。2014年，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89元，而国家贫困县美姑、布拖等老凉山地区约为四五千元，仅为全国人均水平的一半。
“最悲伤作文”引发关注后，网上有声音将当地的贫穷归结于当地人的懒惰、固守恶习，认为扶贫反倒助长了乡民不劳而获的心态。大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侯远高坐不住了，连夜写了反驳文章。受访时，他一再强调，贫困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概念，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凉山也在发展，只是与内地差距越来越大。作为中国14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凉山只是国家发展不平衡的一个缩影。
侯远高是凉山美姑县人，1982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主攻民族学与人类学。在他看来，凉山的贫穷有文化差异的因素，但更多是受恶劣的自然环境限制。很多村寨不通路、不通水，高山土壤贫瘠，而且只能种一季粮食。
据他观察，近几年，国家对凉山扶贫资金的投入大幅增长，但扶贫资金大部分用于“彝家新寨”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多数贫困户并没有获得扶贫专项资金，他们能够得到的农村低保、粮食补贴和退耕还林补贴等，能缓解贫困，但不足以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这位彝族学者还抱怨，政府和企业在凉山开发自然资源，却缺乏观照乡村发展。“比如为了修水电站，把河谷的乡民搬迁到山上去住，发的电输到东部去了，山上的农民还在点煤油灯。而且这些企业的注册地不在凉山，当地每年因此流失税收上百亿。”
“但无论如何，板子不能打到穷人的身上。”侯远高说，众多乡民生活在封闭隔绝的大山里，不能接受良好教育，何谈接受现代文明。
“新的衣服孩子穿上几天后又脏了，又不洗，新旧没有太大区别。”他认为，物资不应该成为外界对凉山真正的关注点。毒品、艾滋病等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是教育的缺失和文化的边缘化。
侯远高说，在凉山开展公益项目的机构有上百家，绝大部分都在做乡村教育、儿童救助、禁毒防艾、就业和创业培训等，为的是提高当地人的自我发展能力，而非用金钱“养懒人”、“养穷人”。 这些公益机构最反感的，就是个别人在网上发布凉山惨不忍睹的照片，让网友看到后捐钱、捐物资。
对于网上指责凉山人“懒惰”的声音，越西县普雄镇宝石村党支部书记潘小伍很不屑。潘小伍所在的宝石村，1991名村民中，外出打工的有300多人。按一个家庭两名大人三个孩子的家庭结构推算，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劳动力外出打工，且以青年男性为主。
“那些发表评论的网友，去山里看到过真正的彝族同胞吗？”公益组织索玛基金会理事长黄红斌常年在凉山贫困山区行走，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老人妇幼全家在田间劳动，极为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