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五百年祭：种瓜得豆的历史实验
托马斯·莫尔（资料图）。
大约1516年左右，身世传奇的英国政治家兼社会哲学家托马斯·莫尔，写成名著《乌托邦》(Utopia)。
它与日后意大利神学家托马索·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约1606年前后写成)、英国设计师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1890年出版)一样，都是近世以来人所共知的“乌托邦主义”(又称“空想社会主义”)力作。
也就是说，“乌托邦主义”思潮的萌芽和兴起，至少有500年之久了。
但这三本书，以及法国人让·梅叶的《遗书》(1729年)、美国人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1888年)以及欧文、圣西门、傅里叶等人的著述，又无一例外，均为欧美思想家们凭空杜撰的一幅幅人类未来生活的蓝图，隐含着深刻而强烈的宗教意识。
且让我们从“乌托邦主义”的典范文本入手，追溯这一思潮惊人变异的最初根源。
乌托邦：幸福的海市蜃楼
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堪称“乌托邦主义”之鼻祖，其《乌托邦》一书文笔优雅从容，而莫尔本人更保持了知识分子的傲然本色。他曾经是英王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时期的国会下院议长与首席大法官，却因反对亨利八世兼任教会首脑而被处死。为了自己坚定的政治信念，他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堪称后世之师。
莫尔活动于都铎王朝(1485~1603年间统治英格兰王国及其属土)前期，时值英国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阶段，那是一个高度盘剥和压榨的时代，“圈地运动”“羊吃人”是标志性的时代特征，而当时的英国人也从来没见识过如此的“大场面”。对世俗社会一切不合理现象进行批判，是教会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莫尔作为正统的天主教徒，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这一使命，《乌托邦》应运而生。
“乌托邦”一词兼有“完美之地”与“不存在之地”的双重含义。在书中，托马斯·莫尔借航海家拉斐尔·希斯拉德之口，给我们转述了茫茫大西洋中连确切位置都找不到的“乌托邦”岛国的情况：
“乌托邦”向全体居民免费供应所有物质产品，居民则通过自己的无偿劳动创造这些财富。首先一切货品供应充足，其次无须担心有人所求超出自己的所需。于是，乌托邦开办了公共食堂，全体居民们在午餐和晚餐时间听到铜喇叭号声，便聚齐食堂用餐。至于服装，全岛几百年来是同一样式，只是男女有别，已婚未婚有别。这种衣服看了令人感到愉快，方便行动，寒暑咸宜。
在托马斯·莫尔笔下，“乌托邦”完全是一个同质化、无差别的国家，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也体现在城市与城市之间。他说：“我们熟悉其中一个城市，也就熟悉全部城市了，因为在地形所许可的范围内，这些城市一模一样。”而且，这些城市的规模也大致相当，居民们不愿意城市扩大，“因乌托邦人认为自己是土地的耕种者而不是占有者。”
总之，一切都是那样怡然自得，乌托邦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按照莫尔的意趣生活下去。
严格来说，乌托邦人的生活与僧侣无异，只能存在于某些特定的宗教群体中，离社会化的世俗生活很远。《乌托邦》一书完成后第二年，即1517年，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为反对罗马教皇的垄断权威，发起著名的宗教改革运动，而12年后，宗教改革运动才波及英国。
因此，可以想象，在托马斯·莫尔创作《乌托邦》的年代，传统教会在英国乃至全欧洲的势力相当强大，传统教会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对这位身后被天主教会封为“圣人”的思想家，影响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