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会的最初三十年
图为沈敦和于1907年成立的“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暨医学堂”原址及早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护车。当年，这所只有50个病床的医院成为了上海第一家中国人自己的医院。
1923年，中国派出的红十字救援队在日本参加关东大地震救灾活动，本照片刊登于日本《国际写真情报》杂志1923年11月号，日刊评价称中国救援队“表现活跃，载誉而归”。
2014年，中国红十字会成立110周年，又逢换帅之际，正适合抚今追昔，怀着莫忘初心之念，讲讲以前的故事。
西风东渐“中立”理念的冲击
清末与西方诸强的屡战屡败，让国人终于放下了大天朝的“优越感”，从政治、科技到文化全方位向西方学习。各种西学在当时的办报热潮中大行其道，人道、博爱等慈善理念也频频见诸报端，1889年以后尤多。而“线下”则是由大量传教士在各地传播。这些理念，使中国的传统慈善逐渐添加了近代慈善公益活动的特征。
与此相对应的，是西医的逐渐兴起并成为公认的优于中医的医疗技术，红十字文化也伴随西方先进医疗技术而输入，这也为之后红十字组织的扎根提供了有利契机。
但红十字会的登陆，并不只是依靠理念传播，或者中国儒释道传统文化中的慈善共同性，而是有一条可依赖的具体实施路径，其基础就是晚清时期发展迅速的义赈组织。也正因如此，江苏、天津等有一定传统慈善基础的东部地区，也是红十字组织最初本土化的地区。
红十字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最早时间被学界确定在1874年，也就是在1863年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成立于日内瓦十年之后。19世纪80年代，一位西方医生在台湾医院专门培养红十字医疗救护人员的行动，引起了《申报》的关注。
给国人最大的刺激来自中日甲午海战，1894至1895年间，《申报》刊登了70多篇与红十字医院有关的文章，并倡导中国应该效仿，其中不乏孙中山、孙淦等人的大力宣扬，这是一次红十字运动知识的普及和推广。而当时赶赴甲午战场的日本红十字组织，不仅治疗受伤日军，“华军之中弹而仆者，亦不分畛域，一体留医”。这让许多有识之士既感到震惊，也感到羞辱。
此后，不少绅商有意将传统的善会向红十字理念靠拢，创办施医局等组织，也有清政府官员建议将善堂改造为红十字组织，移花接木。
与清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关系
经过了前期传播，中国红十字会最终在1904年诞生于日俄战争期间。沈敦和等最初发起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进行战争救援，但无法取得日俄交战双方认可。沈敦和无奈地说道：“红十字会之设始于瑞士，遍于环球。独吾国向不入会。以不入会之国而欲设红十字会，外人必不承认。不承认，则不允入战地以救民。事亟矣!”
于是，沈敦和发动周围人士在各国在华代表中游说，希望共同成立一个“上海万国红十字会”。1904年3月10日，这个想法成为现实，中英美法德五国董事在上海英租界宣告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成立。
“中西合办”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45名董事中，西董人士35人、华董10人。当时清政府鉴于在日俄战争中宣布“局外中立”，不便参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发起，但也在幕后密切关注，并在其成立后公开支持，拨了十万两白银。且一方面派出使英国的大臣到瑞士国际红会补办加入手续，另一方面向全国发布拨助捐款的电文。
1906年底，日俄战争全部赈济工作结束，五国合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虽然名义还在，但基本上停止运作。这一年的7月21日，时任商约大臣的吕海寰和盛宣怀联衔上奏，“以结万国红十字会之全局，始以巩中国红十字会之初基”。也就是说，在万国红十字会完成使命后，应该考虑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自己永久的红十字会了。
1910年2月，清政府任命盛宣怀成为政府任命的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尔后，正式将中国红十字会中的“中国”替换为“大清”。这两字之差，却是红十字会由民办变为官办之意。1911年，盛宣怀因“铁路风潮”被革职，外务部尚书吕海寰成为政府任命的第二任会长。
但红十字会本应是中立性民间社会团体，强加的官办色彩让沈敦和等创办者们心生不满，又赶上辛亥革命爆发，沈敦和便撇开“大清红十字会”，另组建“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出现内部的京沪对立。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通过第一次会员大会的京沪谈判，几番争执之后，两地红十字会重新统一。吕海寰任会长，常驻北京总会，沈敦和任副会长，仍驻上海，沈敦和还在上海设置了常议会，对红十字会的资产进行实质性管理，与北京貌合神离。1919年，北京政府放弃忍耐，直接任命蔡廷干取代沈敦和，并在吕海寰辞职后任命汪大燮接人总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一步步失去独立地位。
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管理条例。1934年，红十字会根据国民政府法令彻底改组，每年给予补助，常议会不复存在，变为理事监事会。1943年，红十字会改隶军管。抗战胜利后，归行政院管理，全部人事也由行政院指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