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经济新常态 打造投资新热点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

　　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如何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有效推动投资，应对各种潜在的风险？《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第一财经研究院首席智库顾问何帆。

　　开放更多领域吸引投资

　　第一财经日报：稳增长和调结构都是重要目标，两者可能维持平衡吗？如何实施才能更有效？

　　何帆：稳增长和调结构不是对立关系。结构调整短期内会影响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放慢，结构调整不一定就快。结构调整应该有适度的经济增长作保障，如果低过底线，原来潜藏的问题会集中爆发，结构调整也难以顺利进行。稳增长为调结构创造良好环境。经济结构中的过剩产能是没有需求的，长痛不如短痛，要果断淘汰，但在调结构过程中不能操之过急。像锻炼身体似的，要始终保持身体机能正常，不能过度锻炼，不然适得其反。

　　调结构要消化制造业库存，过去国内的制造业主要面向出口需求，重化工业则是自我循环。很多钢厂不是对应汽车、房地产的真实需求，而是自我需求，生产钢材就是为了建钢厂，这类产能就要坚决压减，通过兼并收购的方式去产能、去杠杆。

　　很多有积累的企业面临的另外一个难题是找不到投资的渠道，政府应该开放一些领域吸引投资。服务业应该是重点，比如医疗卫生，没有过剩，需求也充分，反倒是供给不足，需求被压抑。如果放开，就能增加供给、竞争，释放需求。

　　不能等到老龄化比例很高时才建这些设施，现在就应该投资。现在企业投资建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时，还是遇到很多问题，比如是否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养老设施能否盈利，按照什么标准建养老设施？

　　服务业应加快开放，形成新的投资热点。传统行业要寻找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方式进行调整。

　　政府要强化优胜劣汰机制

　　日报：国家提出“改造传统引擎，打造新引擎”。从现实出发，实现创新还需要什么政策和制度配套？

　　何帆：创新的提法很好。我觉得当下中国创新的时机到了，虽然创新一直有提，但现在的条件跟原来大不一样。当下创新的动力来自转型的压力，传统产业遇到困难，资金充裕，不知道干什么，也没有合适的投资渠道。原来的企业家就向投资家发展，这些企业家有经验，又想当导师，可以带动就业。另一方面，创业成本在下降，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机会成倍增长。

　　中国创新有独特的优势，就是庞大的市场。此外，中国有大量的研发人员。对推动创新，政府不应重复原来的思路，一味追求制定产业计划，不要扶持企业，刻意评价短期结果。要鼓励企业试错，营造宽容的氛围，通过市场淘汰失败的创新，扶持成功的创新。政府要帮助强化优胜劣汰的机制，营造好的投资环境。

　　日报：简政放权简化审批改革后，创业成为潮流，创业和经济大潮的关系如何？

　　何帆：这次简政放权不可能出现地方乱上项目的情况，因为同期反腐力度在加大，地方政府也不敢乱干。我认为，简政放权还不够。目前审批数量减少了，但效果还不够好，还没有提高效率。市场经济需要有规制，以往调控手段有限，事前审批多，简政放权后需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对于审批，大家也有误解，以为政府一放手，市场就繁荣，其实不然。企业寻找投资机会都是在黑暗中摸索，需要政府引导，提供更多的信息、设立种子基金，甚至一些创新需要政府提供初期需求，直接买单。

　　投资基础设施不等同于“四万亿”

　　日报：今年财政赤字率有所提高，政府投资还是投向一些大工程、基础设施，这样做跟“四万亿”投资有什么区别？还是走投资拉动增长的老路？

　　何帆：当然有区别。四万亿不完全是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投向重化工业，相当大比例投向房地产，造成了产能过剩。现在政府投资投向高铁、地铁、公路等基础设施，可以说相比从前，基础设施还可以投也是优势。对照日本，上世纪80年代基础设施都充分投资了，现在都没有再投资的机会。中国现在基础设施投资机会也有限，当然还有许多新的领域滋生。新投资基础设施之外，当下项目的提升也是很大的投资领域，比如提升油品质量、照明节能灯的推广、工业的节能改造等等。

　　基础设施投资还是国内需求的一部分。当前基础设施产能过剩的问题不严重，当然也要做好规划，资金投向有需求的地方。

　　日报：地方政府的投资能力外界存疑，地方债被认为是一大隐性难题，你怎么看？

　　何帆：地方政府有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需要提供硬件设施，还有软件服务，都需要资金。所需经费从哪里来，涉及到财政制度改革。

　　一般的经验，大部分地方支出应该来自财政转移支付。现在国内的转移支付做得不好，钱给得少，层级还多。优质税种都是国税，留给地方的多是生产性的税，地方政府没有税收，为了做出成绩，只能卖地。税收制度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方式。根本的还需要税收制度改革，明确划分中央地方的财权事权，根据事权定财权。

　　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我觉得是好事情。首先查清地方债家底，将各种隐性债务显性化。缓解银行在地方债上的压力，释放社会融资。通过置换，把银行在地方债上的潜在不良贷款转移到政府，短期债置换成长期债，政府解决债务问题有更大的腾挪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