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不能陷入这三个误区
雾霾是经济增长快引起的？产能过剩是投资造成的？经济下行，政府就不该做基础设施建设？这几种错误思路必须纠正，因为不利于我们的经济发展。
近日，林毅夫在第40次中国经济观察CEO的季度报告会上发表了演讲，以下为演讲节选。
实现7.0%左右的经济增长，从各方面理由来看是合理的，因为我们有相关的条件。但真正要落实，还要解决几个思路性的问题，因为现在有一些思路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
雾霾是经济增长快引起的？
比如说雾霾，确实影响到了每个人的生活，但是好像在社会上有不少人看到雾霾很严重，就认为这是因为发展快造成的，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看法。大家都希望有比较好的环境，认为经济增长慢一点，提高增长质量，那是好的。但是不是这样呢？雾霾确实需要解决，但它是不是经济增长快造成的？
还是拿印度来对比。1979年时，我们的人均GDP是182美元，印度是227美元，比我们高出15%；但2014年，我们的人均GDP达到了7572美元，印度只有1626美元，还不到我们的四分之一。这就代表在过去的36年中，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比我们慢。
我们现在关心雾霾问题，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2012年印度的雾霾问题比我们还严重。所以这样一对比，马上就能发现，并不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三四个百分点，我们的雾霾就会好。
雾霾确实严重，我也不喜欢，但仔细分析一下，雾霾是怎么造成的？我想有三点原因。
第一个原因，跟发展阶段有关。因为像我们这种中等发展中国家，都处在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阶段。制造业的能源使用密度高，排放密度也高，这时的环境无论是相对于农业社会，还是相对于高收入、以服务业为主的制造业社会而言，环境问题都要更严重。中国是这样，老工业化国家，比如英国、德国、美国，在制造业阶段的时候环境也差，这是共同的问题，除非不经过制造业阶段。
第二个原因，与能源结构有关。我们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这跟以天然气和石油为主的能源结构社会比起来，污染更大。
第三个原因，跟环境执法有关。
当然要想解决的话，这个问题也会缓解。但能源结构从以煤炭为主变成以清洁能源为主，需要一个相当缓慢而且代价很高的发展过程。那是不是把经济放缓，雾霾就会好一点呢？如果像APEC期间那样让工厂停产，一段时间还可以，但如果一直关闭的话，经济就回到八十年代的水平了，那大家也不能接受。
所以，如果放缓经济增长速度，那就会使我们停留在制造业的阶段更长，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也更晚。那么，实际上环境污染、人民受影响的时间就越长。十几年的高速发展，让我们知道了雾霾的问题；如果到欧洲去就会发现，他们快速发展阶段也就是3%的增长，环境恶化却都持续了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
所以我认为，用牺牲经济发展速度来解决雾霾的方法，虽然初衷非常好，但并未针对问题本质，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我们要忍受更长时间的环境恶化。这是第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产能过剩是投资造成的？
我们现在有很多产业产能过剩，有一种观点认为这都是投资造成的，所以应该降低投资，转变成以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
我觉得这个看法似是而非。因为我们现在的过剩产能在钢筋、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方面，这些都是建材，都不能直接消耗掉。如果降低投资，对这些建材的需求会随之减少，就会造成产能更过剩的局面。所以并不是增加消费、减少投资就能解决产能过剩。
比如，现在的钢材水泥已经很多了，再去投资这些产业，可能让产能过剩更严重，这个说法我同意。但如果去投资我前面讲的那些产业，比如产业升级的部分、基础设施不足的部分、环境改善的部分、城市化的部分等等，那些方面的产能并没有饱和，投资就不会导致产能过剩，反而是在补短板。所以观念上面要纠正。
实际上我并不是说不需要投资，而是任何地方都不能乱投。主张“投资”当然是指有效投资，能够提高生产力水平、让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有效投资。如果能够有效投资，就业和收入就都能够增长。这种情况下，投资会拉动消费，经济会保持比较高速的增长。
经济下行，政府该不该做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是：政府现在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不该采用一些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不该降息或降准，因为这可能会增加信贷风险，或者不该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持一些项目的投资。很多人都持有这样的观点。
比如说有一些很严肃的学者，我很尊敬他们，他们做宏观分析，发现2008年到2012年间，我们的财政政策最多的时候，政府投资项目的回报率比企业低，所以认为应该支持企业投资，政府不该采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我觉得这样的分析并不完全正确。
第一，要问问，为什么2008年和2009年政府积极使用财政政策？如果企业做了，政府就不会做，正是因为企业不愿意做，政府才做。
第二，计算基础设施回报的时候要考虑到它的周期，因为这可能比较长，甚至是三四年。一般企业投资的周期较短，所以在投资的时候是没有回报的，然而回归分析都把这些加在一起。并且，很多基础设施投资都有外部性，比如把路修好了，对民营经济就有很多外部性影响和回报——汽车轮胎的损耗减少，成本降低，排队和交通的拥挤减轻，这就节省了交通时间和成本。但一般的分析里面是不包括这个的。
第三，即使把这些都算进去，到最后发现政府的投资回报率比较低，那这些基础设施还要不要做？如果政府来做回报率低，让企业来做，可除了少数几个有垄断的项目之外，大部分基础设施的长期回报都比较低，这种情况下企业是不会去做的。比如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世界银行一直在强调说基础设施如果有回报，让企业来做就好，政府不要做。导致的结果是到2000年左右发现，在过去30年里，只有一项基础设施上民营经济非常积极，就是移动通信。除此之外的基础设施，谈了30年基本没人做。
今天到发展中国家去看，会发现到处都是基础设施的瓶颈，那就增加了民营经济的成本，经济发展就不好。所以，政府应该对基础设施建设有责任，即使投资回报可能低一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必须由政府来做，就要考虑是什么时候做，是在整个经济下滑的时候做（因为这时民间投资不足），还是等经济已经非常热了再去做。如果在经济很正常、很热的时候，政府再去做基础设施建设就是火上加油、经济过热。所以当经济下滑、各种建材成本较低、民营投资不足的时候，政府来做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是最好的。
2009年在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我一直在提倡这个观念，但当时呼应的人非常少。我很高兴看到去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出的《世界经济展望》里，讨论说在经济下滑时，是政府来做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候。我很高兴现在国际上已经开始对此形成共识。
如果我们能够克服以上这些认识上的误区，把我们的有利条件用起来，相信在2015年实现7.0%左右的经济增长，完全是有可能的，也是合理和必要的，并且很有可能是在7.0%之右，而不是7.0%之左。